1939年初，晋察冀军区平西驻地，宋时轮准备返回延安休养。临行前，一场由误会引发的持枪对峙，竟传到了毛主席那里，也让这位后来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将领受到严肃处理。
事情看似突然，背后却有一段复杂经历。1938年春，日军为夹击徐州，从华北抽调兵力南下。毛主席判断，华北敌后必须扩大平原游击战，冀东则是牵制北平日军的重要区域。
冀东紧靠长城，距离北平不远，是日军经营多年的要地。八路军总部决定调宋时轮、邓华率部挺进平西，再进入冀东。出发前，朱德、贺龙、关向应等人专门谈话，反复说明这项任务的分量。
5月25日，宋时轮部与邓华支队在平西会合，随后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此时的冀东，地方抗日力量正在迅速聚集，形势既有机会，也暗藏风险。
7月6日，冀东抗日大暴动爆发，参加群众超过20万人，波及20多个县和大量村镇。暴动声势远超预期，并形成一支规模庞大的抗日武装。队伍迅速壮大，却也带来了指挥、训练、纪律和补给等一系列难题。
宋时轮、邓华随后承担统一整编的任务。经过研究，纵队党委决定向长城以北的都山发展，尝试依托山区建立根据地。这个思路本身并非没有道理，但对当地情况估计不足，成为后来失利的关键。
都山一带虽有山地，却靠近伪满边境，日军经营时间很长，村落稀少，群众基础薄弱。部队进入后，很快发现这里并不适合大规模展开。坚持一个多月后，宋时轮只得率部撤回。
撤回时已到9月，平原上的高粱、玉米即将收割，青纱帐一旦倒下，部队便更难隐蔽。纵队党委连续讨论，提出将大部队撤往平西整训，同时留下部分力量坚持冀东。会议经过数日研究，最终形成方案并上报。
9月26日，聂荣臻向毛主席、朱德等报告冀东部队的处境。10月8日，中央复电要求部队尽力整理，坚持建立根据地，只有到了万不得已时，才可向平西转移。
就在指示尚未完全传达到各部之际，宋时轮部遭到日军袭击，他本人负伤，电台也被打坏。随后，宋时轮率纵队主力先行渡过潮白河，向西转移。这一行动没有等到中央明确批准，后来成为批评的重点。
西撤途中，日军连续追击，部队队形过长，人员成分复杂，加上冬衣和粮秣不足，许多人员自行离队。原本声势浩大的队伍，到达平西时只剩下数千人。冀东抗日力量遭受的损失，远远超过了此前的估计。
聂荣臻晚年回忆这段往事时认为，部分领导同志把敌情估计得过重，因而仓促决定西撤。中央和北方局对此提出严厉批评，但考虑到部队长期作战、缺乏休整，最终没有立即给予宋时轮、邓华组织处分。
邓华仍代表宋时轮向中央请求处理，表示愿意承担责任。对这位久经战阵的干部来说，真正沉重的并不是批评本身，而是部队损失之后留下的责任。
到了1939年初，宋时轮因胃病严重，申请回延安休养学习。临行当天，许多同志前来送行。宋时轮吩咐警卫员准备武器和马匹，一名政治部干部误以为他要对来送行的领导动武，便上前夺枪。
误会就在这一刻升级。宋时轮以为对方要缴他的枪，随即夺回警卫员的武器并装上子弹。对方见状退开，宋时轮随后上马离去。整个过程时间很短，却因持枪相向，性质顿时变得严重。
有人后来解释：“他以为是在缴枪。”但在军队中，武器关系到纪律和指挥权，任何未经说明的夺枪行为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尤其宋时轮此前已有擅自回师的问题，两件事叠加后，影响自然不同寻常。
宋时轮抵达延安后，相关情况很快传开，毛主席也得知此事。总政治部党委认为，这不仅是个人脾气问题，还涉及军人纪律和组织观念。1940年8月17日，总政治部决定给予宋时轮处分。
整风期间，宋时轮认真检查自己的问题。他承认，过去在取得一些成绩后容易自满，个人英雄主义和主观判断压过了组织原则。对于那次持枪冲突，他也没有把责任推给别人，而是承认自己在误会下失去克制。
曾任第4纵队参谋长的李钟奇后来回忆，宋时轮的检讨敢于触及痛处，分析得很深，干部们认为他在这次教育中收获很大。严厉处理没有使他消沉，反而促使他重新审视指挥作风。
1945年8月25日，宋时轮与陈毅、刘伯承、陈赓、肖劲光等人从延安出发，奔赴抗战胜利后的军事部署。经过休养、学习和整顿，他重新回到战场，后来在华东战场继续任职，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