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冼恒汉参加完一次重要会议，散会后没有留下寒暄，便径直走出会场。有人劝他：“难得进京，何不多住几天？”他只回了一句：“岗位上还有事情，不能耽搁。”这份少见的利落，正是他一生作风的缩影。
冼恒汉是广西田东人，壮族，1929年投身革命时年仅18岁。那一年，革命队伍来到田州师范学校，向学生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课堂上的一次宣讲，让这个出身普通家庭的青年看清了时代的方向。
不久之后，他参加了百色起义创建的红七军。红七军成分复杂，战斗频繁，部队还要面对长途转战、补给困难和敌我力量悬殊等问题。冼恒汉没有长期停留在书本和口号上，而是在行军、作战与政治工作中迅速成长。
1931年，红七军北上后编入红三军团。此后的岁月里，他先后担任连队、团和师级政治工作职务。冼恒汉并非单纯坐在后方做宣传的人，战斗紧张时，他会到一线组织部队；形势危急时，也能协助军事指挥，稳定官兵情绪。
1934年，部队在龙门厂一带遭到敌军突然袭击，伤亡较重，原有政治干部相继牺牲。冼恒汉临时站出来，与团干部一起重新组织防御。他对战士们说：“阵脚不能乱，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把队伍带出去。”部队最终稳住局面，完成突围。
抗日战争时期，他一面承担政治工作，一面重视干部培养。1938年，他在前线参与办学，组织教员和干部开展训练，为部队输送了一批骨干。对冼恒汉而言，政治工作不是简单传达命令，而是要让官兵明白，为谁作战、依靠谁作战。
真正使他声名大振的，是1947年冬季在西北野战军开展的整训。当时部队规模扩大，新入伍人员增多，其中还有不少经过改造的解放人员。队伍人多了，思想状况却不尽相同，如何把不同经历的人凝聚起来，成了摆在政治干部面前的难题。
冼恒汉与廖汉生等人研究后，决定从官兵亲身经历入手，开展诉苦和阶级教育。战士们讲述家乡遭受的压迫，回忆亲人生活的艰难，再分析苦难形成的原因。过去只是“跟着队伍打仗”的人，逐渐明白战斗与自身命运、家乡百姓之间的关系。
这种教育没有停留在空泛说教上，而是同训练、整顿纪律和战场任务结合起来。部队内部的隔阂减少了，官兵之间的信任增强，许多新战士的态度也发生变化。西北野战军的这次实践，后来被视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经验，冼恒汉也因此被称为政工名将。
新中国成立后，他没有回到家乡安享，而是长期留在西北。1955年5月，冼恒汉出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此后连续担任这一职务22年。兰州军区辖区广阔，条件艰苦，既有高原山地，也有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部队建设和地方发展都需要投入大量精力。
他重视军队与地方的协作。宝鸡至天水的宝天铁路，线路全长约153公里，穿越山岭和沟壑，施工条件十分困难。1950年开工后，建设者主要依靠人力搬运材料、开凿隧道。冼恒汉参与组织动员，要求部队官兵和施工人员同吃同住、共同劳动。
这条铁路建成后，改善了关中与西北地区的交通联系。刘家峡水电站建设遇到困难时，他也推动军区力量参与支援，要求派出的干部深入现场，协助解决运输、组织和生活保障等问题。水电站后来成为西北重要电力工程，对工业建设和国防工业发展都有实际作用。
冼恒汉在兰州工作多年，形成了公事公办、少说空话的习惯。会议上，他通常先听取各方意见，判断清楚后再发言；一旦作出决定，便迅速推动落实。有人觉得他严肃甚至有距离感，但熟悉他的人知道，这种性格背后是对责任的看重。
1977年，因铁路系统工作出现问题，冼恒汉被调离兰州。对一位在西北扎根22年的老将来说，这次离开并不轻松，但组织决定下达后，他没有讨价还价，也没有为自己辩解。承担责任，服从安排，是他长期坚持的原则。
1982年12月，70岁的冼恒汉离休。离开一线岗位后，他仍然关心部队建设和西北发展。1985年，中央重新审定其历史功过，恢复其正军级退休待遇。1988年，他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那枚奖章，记录的是一名广西青年从田州师范走进红七军，又在西北军政岗位上坚守数十年的履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