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春，河北阜平县城南庄，毛泽东面对一份来自华东野战军的电报，久久没有落笔。电报的核心意思很明确：原定让华野抽调三个纵队渡江南进，粟裕认为时机和兵力都不成熟，建议暂缓渡江，集中主力在中原寻歼国民党重兵。
这不是普通的战术调整，而是对中央既定部署提出异议。粟裕明白，军令如山，自己的意见一旦判断失误，后果极重。但他还是把理由一条条写清楚，既不绕弯，也不逞强。
当时，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围堵。中央希望华野分兵渡江，牵制敌军，减轻中原战场压力。粟裕却判断，三个纵队渡江后，兵力不足、补给困难，未必能迫使敌军回援，反而可能削弱中原战场的作战力量。
他提出的办法，是把华野主力留在中原，寻找机会歼灭敌军有生力量。粟裕认为，解放战争不是单纯争夺地盘，真正决定胜负的，是能不能连续消灭对方的主力部队。
有意思的是，粟裕并非一开始就得到完全支持。陈毅看过他的意见后，认为这个判断值得上报中央，随即将情况转报。毛泽东没有简单地以“服从命令”作答，而是要求陈毅、粟裕到城南庄当面汇报。
面对中央领导，粟裕没有把话说得玄虚。他从敌我兵力、交通补给、战场纵深和歼敌条件几方面展开说明。毛泽东听完后表示，粟裕的设想有道理，原有部署需要重新研究。几句简短的话，背后却是一次重大军事判断的转向。
粟裕所说的集中兵力歼敌，后来逐步发展为淮海战役的作战构想。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正式打响。战役规模远远超出最初设想，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最终歼灭大量国民党军，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体系由此受到致命打击。
毛泽东重视粟裕，并不只是因为他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更因为他的判断常常建立在战场细节上。1945年天目山战斗中，粟裕采取集中兵力、连续突击的办法，显示出较强的战场掌控能力。到了孟良崮战役，他更是抓住整编第七十四师孤军突出的机会，集中华野主力实施围歼。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打响。外围压力很大，粟裕却没有轻易抽调负责围歼的部队。他清楚，整编第七十四师一旦突围，之前形成的合围就会前功尽弃。部队指挥最难的地方，往往不是发现机会，而是在压力面前守住主要目标。
毛泽东曾多次要求有关作战电报送粟裕阅看，听取他的意见。这种信任并非礼节性的征询，而是因为粟裕既能看全局，也能落到一个山头、一条道路、一支部队的具体位置上。战略判断和战术执行，在他那里衔接得很紧。
1949年淮海战役结束后，毛泽东称粟裕是淮海战役的第一功臣之一。这个评价，重点不在个人荣誉，而在于粟裕提出的集中兵力、分割围歼思路，对战役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陈毅负责统筹和领导，粟裕承担前线指挥，二者缺一不可。
粟裕也并不把功劳据为己有。有人建议调整华野领导关系时，他坚持认为陈毅不能离开华野。这样的选择很实际：陈毅在部队中有威望，粟裕则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到作战指挥上。能打仗，也能容人，这是他受到信任的另一层原因。
渡江作战前后，中央曾考虑让粟裕承担更重要的军事任务，包括未来对台作战的筹划。新中国成立后，抗美援朝战争准备期间，粟裕也曾被列入志愿军统帅人选，但因长期疾病影响，未能按计划承担这一职务。1954年，他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继续参与国防建设。
1955年授衔时，粟裕被授予大将军衔，位列第一。毛泽东曾评价他的战功和指挥能力，认为以其贡献，授予元帅军衔也有充分依据。粟裕本人却始终把个人军衔看得很淡，服从组织安排，接受了大将军衔。
毛泽东能够听取粟裕意见，关键不在于粟裕身份特殊，而在于他每一次提出异议，都有战场事实作支撑；每一次接受任务，也都把胜负放在个人得失之前。这样的将领，才会在重大关头让最高统帅重新审视原定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