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湘赣边界的三湾村，毛泽东面对刚刚经历挫折的起义队伍，思考的不是如何把队伍扩大，而是这支队伍究竟为谁而战。
秋收起义受挫后，部队成分复杂，纪律也不统一，有人主张继续攻打大城市，有人则认为应当保存力量。毛泽东对身边干部说：“队伍不能散，方向更不能乱。”这句话，切中了当时革命武装最要紧的问题。
此前的中国，政局长期动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屡遭列强侵略，国家主权不断受损。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却没有改变军阀混战、民生困苦的局面。许多救国方案先后出现，君主立宪、议会政治、实业救国，都曾被寄予厚望，却难以解决中国最根本的土地、政权和民族独立问题。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加快。李大钊是较早系统介绍这一思想的人，陈独秀也在思想和组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毛泽东参加了创建初期的革命活动，但他并不是党的创始人。这个事实不能混淆。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主要任务是组织工人运动、宣传革命思想。那时还没有一支真正属于人民、能够独立作战的军队。1924年以后，国共合作推动黄埔军校建立，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中开展政治工作；1927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相继发生，革命武装才开始从政治组织走向军事实践。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具有重要意义。但起义部队后来南下受挫，说明仅凭勇气和口号，还不足以建立一支稳定的革命军队。秋收起义同样没有实现夺取长沙的目标，却让毛泽东更清楚地认识到，革命不能照搬旧式军队的道路。
三湾改编的意义，就在于它改变了部队内部的组织关系。党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官兵平等，整顿纪律，精简机构，部队不再只是少数军官指挥下的武装集团。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由此有了稳定基础，士兵也开始明确，自己不是为个人、为某个军阀效命，而是为土地、尊严和民众利益作战。
有战士曾问：“我们为什么要进山？”毛泽东回答：“不是为了躲起来，是为了保存力量，寻找一条能够走通的路。”这条路，后来通向井冈山，也通向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井冈山斗争中，红军一面作战，一面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基层政权。毛泽东特别重视军队纪律，提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对一支长期处在物资匮乏中的队伍来说，这些要求并不轻松，却使军队同百姓形成了不同于旧军队的关系。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进一步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脱离群众的倾向。人民军队的“人民”二字，从此不只是称呼，而是组织性质、政治方向和纪律要求。
当然，人民军队绝非毛泽东一人凭空创造。朱德、周恩来、刘伯承、陈毅、贺龙等人，都在不同阶段作出了重要贡献；无数普通士兵和地方群众，也用牺牲支撑了这支队伍。南昌起义提供了武装斗争的先声，秋收起义探索了新的落脚点，井冈山和古田会议则逐步回答了军队由谁领导、为谁服务、如何作战的问题。
毛泽东的特殊作用，在于把分散的经验提升为完整的建军原则，并在危急关头坚持下来。长征途中，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这套原则不断接受考验。人民军队能够在艰苦环境下保持凝聚力，既靠将领指挥，也靠政治信仰、群众基础和严明纪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阶层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也是无数革命者流血牺牲换来的结果。若只说“有共产党就自然有人民军队”，便低估了建军道路上的曲折；若把功劳全部归于某一个人，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但原标题中的判断，强调的是毛泽东在人民军队创建和定型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没有他的军事探索、组织改造和政治建军思想，早期革命武装很可能仍会停留在旧式军队的框架里，难以形成后来那支纪律严明、依靠群众、服从党的领导的人民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