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2月，北京机场候机区，一名外国专家即将登机，负责检查的人员却没有立刻放行。张文奇带人出现在他面前，亮出证件时，对方神色骤变。这个细节，后来成为一宗重大间谍案收网时最具分量的一幕。
事情的突破口，并不在北京，而在广州白云机场。此前，英国人乔治·瓦克准备从广州转往北京，再经北京前往香港。他是兰州化工系统聘请的外国专家，手续齐全，身份也有公开的工作依据。
问题出在他的行李里。
工作人员林华发现，瓦克竟带着两只普通老鼠。不是宠物，也没有任何合理用途。这个举动看似荒唐，却让林华提高了警惕。他没有当场惊动对方，而是将情况迅速上报。
北京方面接到消息后，张文奇负责跟进。两只老鼠被暂时扣留，送往检疫部门检测。为避免引起瓦克怀疑，工作人员用外形相近的本地老鼠作了替换，随后对原先扣下的老鼠进行化验。
结果很快出来：老鼠体内带有放射性物质。
更让人紧张的是，经过数据比对，这些放射性物质的特征，与西北核工业基地周边的检测数据高度接近。老鼠从哪里来，瓦克为什么要带走，答案已经不难猜，可真正的处置却十分棘手。
当时，外国专家身份特殊，直接扣押，可能引发外交纠纷；若贸然放行，一旦判断属实，核工业安全便会遭受严重威胁。张文奇拿着材料找到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
杨奇清看完报告，问道：“人能不能放？”
张文奇回答：“不能放，但还需要一个稳妥办法。”
杨奇清随后明确表示，人不能离境，必须想办法把案子查到底。
这句话解决的，不只是抓不抓人的问题，更是给一线侦查人员吃下了定心丸。经过商议，办案人员决定利用瓦克所谓的“革命热情”，以工作任务尚未完成为由，请他继续留在国内，同时设法让其家属携带物品离境。
有意思的是，瓦克果然没有强烈反抗。他将两只老鼠及其他物品交给妻子，企图由妻子带出境外。就在其妻子准备离开时，侦查人员将她控制，并从行李中发现了发报设备、胶卷等物品。
胶卷被刻意剪切过，拼接工作十分繁琐。经过技术人员处理，里面出现了兰州军区军事战备地形图、兰州军用机场布局图，以及涉及核工业基地的资料。那两只老鼠，也被证实来自核试验相关区域。
瓦克并非普通技术人员。他具有放射化学方面的专业背景，能够利用工作便利接触特殊区域，再通过放射性样本推测核工业进展。老鼠不是偶然携带，而是情报活动中的一种取样手段。
但杨奇清并未立即下令抓捕瓦克本人。因为从现有线索看，这很可能不是单独行动。真正重要的，不只是一个携带资料的人，而是他背后的联络关系。
转机来自兰州。当地侦查部门发现，另一名外国专家许林德涉嫌搜集核弹头无线电遥测频率，随后将其拘留。消息传到北京后，一通打给瓦克的长途电话被监听。瓦克在通话中提到：“他们抓错人了，是许林德。”
这句话暴露了两人之间的联系。
张文奇随即以技术人员身份前往兰州，与许林德接触。许林德平日以热心革命、愿意为中国工作示人，表面上很难看出异常。可在工作之外，他经常独自前往偏僻地点，对黄河水位和周边环境格外留意。
侦查人员没有急于惊动他，而是持续观察其行动。很快，许林德察觉与瓦克妻子的联系中断，开始采取补救措施。他通过包裹寄出密信，提醒瓦克可能已经暴露，并要求对方制造所谓控告材料，企图借此制造舆论压力。
随后，许林德准备离境。
1967年12月，北京机场，张文奇再次与他见面。许林德原以为面对的是熟人，直到张文奇拿出证件，他才明白自己已经落入监控之中。检查人员从其随身物品内搜出机密材料，还在手套、手帕等处发现了密封的尘埃样本和微型胶卷。
这些尘埃样本来自核试验区域，能够为外部人员分析爆炸威力和试验进度提供依据。至此，瓦克、许林德以及相关物证彼此印证，案件性质已经非常清楚。
由于案件牵涉外交、外贸和国家核工业安全，地方部门不能自行决定处置方式。张文奇将侦查材料逐级整理上报，最终送到周恩来案头。周恩来审阅后作出批示，同意对这起国际间谍案件的处理意见。
一宗由两只老鼠引出的秘密案件，就这样撕开了情报网络的一角。真正值得注意的，并不是案情有多离奇，而是侦查人员没有被表面身份牵着走：从异常行李入手，以检验结果确认方向，再用耐心和技术查出背后关系。核工业建设最紧张的年代，安全防线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