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北京人民大会堂，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在举行。会场讨论间隙，周恩来转过身，问身旁的许德珩：“你法国回来后在哪里工作呀？”这句话听着像闲聊，却把一位老人的半生经历，从会场一下牵到了五四运动、法国求学和黄埔讲坛。
许德珩当时已经85岁，周恩来比他小两岁。两人相识很早，早年都曾在法国生活，后来又在民族危亡的岁月里各自奔走。周恩来问的不是履历，而是对旧日岁月的追忆。许德珩回答说，回国后曾在黄埔军校任教，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几句话，很平静，却分量不轻。
1890年，许德珩出生于江西九江。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的消息，在他少年时期留下了深刻刺激。家境并不困顿，可他没有把读书只当作个人谋生的工具，而是很早便把国家命运放在心上。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许德珩是北京大学学生，也是学生运动的重要参与者。那段时间，北大校园里通宵准备标语，街头人群不断汇聚。他曾用床单书写反对列强压迫、要求国家独立的口号，随后走上街头。学生冲入赵家楼后，许德珩被捕入狱。年轻人身陷囹圄，仍没有收回自己的声音。
五四运动改变了许多人的道路，也让许德珩更加相信，单靠书斋里的议论无法挽救积弱的中国。1920年，他赴法国勤工俭学。异国生活并不宽裕，求学、谋生和政治思考交织在一起。周恩来也在法国，两人常谈中国应当走什么道路，彼此的交往由同学情谊逐渐转为共同的时代选择。
1927年前后，许德珩学成回国。蔡元培等人希望他到黄埔军校任教，他接受了这份工作。黄埔当时聚集着大批青年军人，课堂并不只是讲授书本知识，也涉及社会、国家和革命形势。许德珩后来又在北京大学任教，学者身份与政治关切始终没有分开。
抗战时期，他没有把自己关在校园里。1936年，得知陕北方面物资紧缺，许德珩曾设法购买怀表、布鞋等物品，托人转送。东西并不贵重，难得的是这份主动承担。毛泽东后来致信致意，双方由此有了更多联系。此类往来说明，许德珩虽然不是军事将领，却一直在知识界和民主人士中发挥着联络作用。
1944年，重庆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发起民主科学座谈会。抗战尚未结束，国共关系又十分复杂，知识分子希望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争取和平、反对独裁。后来，座谈会改称九三座谈会，并在1945年正式建立九三学社。许德珩是重要发起人之一，承担了团结教育、科技界人士的工作。
有意思的是，九三学社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政治组织，它的形成与抗战后期知识分子的处境密切相关。许德珩本人既是教授，又有长期社会活动经验，能够把课堂里的学问与现实中的公共责任连接起来。这样的经历，也解释了他为何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承担政务和统战方面的工作。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许德珩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政务、教育和科技文化相关领域任职，并继续领导九三学社。职位变化很多，身份却没有脱离知识分子的本色。他重视教育，关心青年学者，也常帮助有才华的学生获得学习和研究机会。
1957年以后，社会风浪不断，许德珩也并非始终处在风平浪静之中。后来局势发生变化，他重新承担全国人大和民主党派方面的工作。1975年那次大会上，周恩来随口问起法国归国后的工作，正是因为两人都明白，那些被岁月遮住的往事，仍然构成这一代人的精神底色。
1979年，许德珩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年，他已经89岁。早在青年时代，他便参加过五四运动；此后又经历留法、任教、抗战、建国以及长期政治生活。晚年提出入党申请，对他来说并不是身份上的装饰，而是对多年追求的一次确认。
1990年2月8日，许德珩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那句“你法国回来后在哪里工作呀”，看似问的是一段工作经历，实际触及的却是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在国家动荡、制度变迁和个人遭际之间守住责任。黄埔讲台、大学课堂和人民大会堂，地点不断变化，许德珩所关心的事情始终没有离开民族独立、教育救国与公共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