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南京城里寒意渐深，时任国民政府高层幕僚的陈布雷回到住所，服下大量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消息传出后，许多人感到意外：一个深受蒋介石信任、长期身处权力中枢的人，为什么没有选择离开，反而走上了绝路？
陈布雷并非本名。他原名陈训恩，浙江慈溪人，“布雷”是早年从事报业时使用的笔名。这个名字后来名声太大，反而盖过了本名。1911年前后，他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进入上海报界，以文章鼓吹共和与社会改革。
那时的陈布雷，相信文字能够影响社会，也相信政治可以改变国家。他先后担任报纸编辑、主笔，文章锋利而有分寸，在知识界颇有影响。孙中山曾注意到他的政论才华，国民党方面也因此逐渐把他视为重要的舆论人才。
1926年北伐开始后，蒋介石向报界延揽人才，陈布雷由此进入蒋的工作班子。他为蒋介石起草的《告黄埔同学书》，文字简洁有力，既讲情义，也讲责任，很快获得赏识。从那以后，他便成为蒋介石最倚重的文字助手。
蒋介石喜欢把重要讲话和政令交给陈布雷斟酌。抗战时期，庐山谈话中的一些重要文字，也经陈布雷参与起草，其中“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等表述，曾广泛激发民众的抗战情绪。
这段经历对陈布雷而言，并不只是仕途上的上升。抗战关系民族存亡，他可以把手中的笔看作报国工具。文章写得越有力量，他越觉得自己的工作有意义。正因如此，他与蒋介石之间形成了特殊关系：一方需要他的才华，另一方也把这种知遇看得很重。
问题出现在抗战结束之后。
陈布雷进入政府中枢，接触到的却不再是单纯的抗战动员，而是复杂的党争、军政矛盾和不断扩大的内战。他曾在日记中感叹，自己的个性与所承担的任务格格不入。一个重视操守、相信公共责任的文人，逐渐发现自己正在替一个日益僵化的政治体系辩护。
这种冲突不是一时的不满，而是长期积压。陈布雷生活清俭，身后留下的钱财并不多。据有关记载，他去世时家中存款仅约七百元。这样的经济状况，与他在政府中的地位形成强烈反差，也说明他并非依靠职务谋取私利的人。
可清廉并不能解决精神上的困境。陈布雷既看见了现实的问题，又无法真正改变现实；既对蒋介石多有劝谏，又始终摆脱不了“士为知己者用”的传统观念。他曾对人说：“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这句话既是自我说明，也暴露了他的困局。
他忠于的究竟是个人，还是自己理解中的国家理想？陈布雷恐怕也很难作出清楚区分。蒋介石给了他施展才华的机会，使他的文章能够影响全国；但蒋介石后来坚持的政治路线，又让他越来越难以认同。恩义与原则彼此拉扯，最终把这个文人困在了无法进退的位置上。
1948年，战场形势急转直下，国民政府内部人心浮动，许多人开始考虑退路。陈布雷却没有这样做。他不愿另投他处，也不能像普通官员那样随时抽身。有人曾通过他的友人转达，希望他的文章不只服务于一个人，也能为广大民众服务。陈布雷对此并未作出实际回应。
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是没有看见失败的征兆。相反，他看得太清楚，才更感到无力。局势已经不是一篇文章、一道命令能够扭转的，蒋介石也没有真正接受他的劝告。临近去世时，他还因直言时局受到斥责。对于一个把文字和人格看得极重的人来说，公开的否定无疑加重了长期积累的痛苦。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以安眠药结束生命，时年五十八岁。遗书中，他提到如果自己死于抗战中的轰炸，或者因公务劳累而亡，或许还能被认为有些价值；而此时的死亡，却只是精神过度疲惫后的崩溃。
陈布雷并非没有缺点，他的选择也不能简单解释为忠诚，更不能仅仅归结为软弱。他是那个时代一类知识分子的缩影：有报国的愿望，有洁身自守的坚持，也有无法挣脱的人身关系。当理想寄托在权力之上，权力一旦偏离原来的方向，最先受到撕裂的，往往正是寄托理想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