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10日下午，北京八宝山礼堂，陈毅追悼会即将开始。毛主席在中南海迟迟没有入睡，得知时间后，他突然问工作人员：“现在几点了？”听完回答，便吩咐备车，决定亲自去送这位相识近半个世纪的老战友。
陈毅于1972年1月6日病逝，终年70岁。消息传开后，周恩来、刘伯承、聂荣臻等老战友悲痛不已。原定的追悼会规模并不算大，但毛主席决定出席，整个仪式的分量随之改变，周恩来也立即通知有关同志赶赴现场。
毛主席抵达时，身上还穿着便服。张茜满脸泪痕，迎上前去，哽咽着说：“主席，您怎么来了？”毛主席握住她的手，回答道：“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他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嘛。”
这句话很朴素，却包含着极重的分量。陈毅参加过南昌起义，经历过井冈山斗争、长征和抗日战争，也在华东战场担负过重要领导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上海市主要领导、外交部长等职务，与毛主席既是革命同事，也是并肩多年的老友。
礼堂里摆满花圈，墙边挂着一幅幅挽联。毛主席缓步走着，忽然在角落停下。那幅挽联气势不凡，写道：“仗剑丛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
落款是张伯驹。
毛主席看了一会儿，转头问张茜：“他来了吗？”张茜轻轻摇头。张伯驹是陈毅的好友，却没有进入追悼会现场。原因并不复杂：特殊时期，他和夫人潘素处境艰难，户口、住房和工作都没有得到妥善安排，连参加这场葬礼也成了难事。
张伯驹并非普通的文人雅士。他出身旧式家庭，却不热衷权势，也没有把收藏当作炫耀资本。他一生搜集书画，真正看重的是文物能否留在故土，传给后人。他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收藏之物不必永远归个人所有，只要能够在中国保存、流传，就算有了价值。
1956年，张伯驹将陆机《平复帖》、杜牧《张好好诗》、范仲淹《道服赞》等珍贵书画捐献给故宫博物院。这些作品价值极高，若按市场利益计算，绝非普通家庭能够承受。可在他看来，守护文脉比占有文物更重要。
这件事引起了陈毅的注意。陈毅爱好围棋，也喜欢诗词书画，得知张伯驹棋艺精湛，便常邀他到家中对弈。两人一边落子，一边谈诗论文，交往渐深。张茜与潘素也因两家往来而熟悉起来，形成了难得的私人情谊。
有意思的是，陈毅欣赏张伯驹，绝不只是因为棋盘上的输赢。他更看重这位老友对文化遗产的担当。当张伯驹遭遇不公时，陈毅曾替他抱不平：“一个把毕生收藏捐给国家的人，怎么会做出那样的事情呢？”
但陈毅身处复杂环境，能够直接解决的问题有限。为了让张伯驹有一个安身之处，他曾设法联系吉林方面的老部下，希望为其安排工作。张伯驹后来被安排到吉林从事文博工作，继续整理、研究和保护文物。直到离开北京时，他才知道这件事背后有陈毅的帮助。
遗憾的是，生活并未因此安稳下来。张伯驹夫妇后来又受到冲击，被安排前往外地，因接收条件等问题无法落脚，只得返回北京。此时原有住房已被占用，两人的生活陷入困顿。陈毅有心相助，却也受到现实限制，未能彻底改变局面。
陈毅去世后，张伯驹悲痛万分。他无法进入追悼会，便写下挽联托人转交张茜，并叮嘱道：“表达一点哀思就好，挂不挂出来，还是谨慎些。”张茜却坚持把它挂在礼堂中。正是这个决定，让毛主席在现场看到了那幅字，也让张伯驹的处境被重新注意到。
听完张茜的解释，毛主席沉默片刻，随后对周恩来说：“恩来，这件事你过问一下，不要让人家说共产党过河拆桥，要尽快解决。”这不是对一位私人朋友的简单照顾，而是对一个曾经为国家保存文物、又在困境中失去正常生活保障的知识分子的明确关切。
此后，张伯驹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潘素也获得了从事绘画工作的安排，夫妇二人的户口、住房等问题逐步得到处理。安排并不张扬，却切实改变了他们晚年的生活。
追悼会开始后，周恩来宣读悼词，几度哽咽。毛主席站在前面，神情沉重。仪式结束，他紧紧握着张茜的手，久久没有松开。对陈毅的悼念，对张伯驹的追问，实际上交织在同一个下午：一边是老战友离去的痛惜，一边是对一个文化人的命运不能置之不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