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丁玲已经步入晚年。面对外国记者关于毛泽东的提问，她没有急着谈文学评价，也没有回避个人经历，只平静地说：“毛主席是伟大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主席对我个人是不错的。”这句话不长，却包含了她半个多世纪的复杂人生。
丁玲与毛泽东的交往，并不是从一场普通会面开始的。1936年11月，她辗转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那时的丁玲，已经是文坛上颇有影响的作家；而毛泽东，也早已读过她笔下那些关注女性命运、揭露社会黑暗的作品。
初次见面时，毛泽东没有摆出领导人的架子，而是笑着握住她的手，说：“你就是丁玲，大作家，我看过你的文章，很好嘛！”一句话，让一路奔波、心情忐忑的丁玲放松下来。她后来回忆，那种亲切感，和此前想象中的革命领袖很不一样。
欢迎宴会上，周恩来等人也在场。身处延安的丁玲，并没有把自己当作一名只负责写作的作家。她很快提出，希望到前线去，真正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毛泽东听后表示赞成：“好嘛，去前方工作。”这次谈话，改变了丁玲此后一段时间的生活方向。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对丁玲的器重，不仅体现在接待和安排上。他曾写过《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在赠给作家的诗词中，这一首格外引人注意。诗词本身是文学作品，背后却也说明，丁玲在当时的文化界和革命队伍中，都拥有特殊位置。
丁玲的道路并不平坦。1904年，她出生于湖南临澧一个书香家庭，原名蒋伟。青年时期，她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拒绝接受包办婚姻，逐步走上文学道路。她与胡也频相识相爱后，共同面对贫困和动荡，也共同承担了时代带来的风险。
1931年2月7日，胡也频在上海龙华遇害。丈夫牺牲后，丁玲还要照料孩子和母亲，生活压力突然集中到她一个人身上。此后，她又经历婚姻、被捕和狱中生女等变故。有关冯达的经历，长期以来存在不同叙述，但丁玲后来确实与他分道扬镳，并在1936年奔赴陕北。
抵达延安后，丁玲并未满足于“知名作家”的身份。她参加宣传、组织和前线工作，接触普通士兵与群众。对她而言，这些经历并非简单采风，而是一次重新认识社会的过程。毛泽东后来评价她“很有才气”，但也认为她需要更多基层锻炼，这个判断颇有针对性。
1946年，解放区土地改革展开，丁玲深入张家口附近的农村，参加温泉屯土改。她看到的不只是政策文件中的概念，而是农民分得土地后生活关系和精神状态的变化。二十多天的实践，让她积累了大量材料，也使她意识到，作家不能只站在远处观察。
从1946年冬天开始，她着手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直到1948年春基本完成。这部小说写土地改革，也写农村各阶层人物在社会变动中的选择和冲突。作品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建立在丁玲亲身接触农村生活的基础上，因此人物关系和生活细节都带有较强的现场感。
作品完成后，丁玲把稿子交给有关方面征求意见。1948年夏，胡乔木等人谈到这部小说时，认为整体写得不错，只需在一些地方修改。毛泽东当时尚未读完全文，没有简单下结论，只说丁玲是好同志，不过基层经验还可以进一步增加，若能在县一级工作几年，认识会更深入。
这番话并不是否定她的文学才能，恰恰是对作家创作方法的提醒。丁玲有敏锐的观察力，也有很强的表达能力，但文学作品若要真正站得住，还必须经得起生活本身的检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后来获得广泛认可，与她那段深入农村的经历密不可分。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继续从事文学和文化工作，经历了荣辱起伏，也曾受到不公正对待。1984年8月1日，经中央批准，组织上对她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经历作出肯定。面对记者追问她对毛泽东的看法是否改变，她没有把个人遭遇夸大，也没有把历史说成一条直线。
“主席对我个人不错”，既是对早年关照的记忆，也是一个亲历者对复杂历史关系的简洁回答。对丁玲来说，毛泽东既是革命队伍中的领导者，也是曾经读过她作品、安排她到前方工作、关注她成长的那个人。这种评价，来自具体经历，而非抽象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