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7月25日傍晚，澳门关闸口，一名葡方哨兵把横在双方哨位之间的“木马”往前推了一截，推到了中方警戒线以内。中方哨兵赵学登打手势让他推回去，对方没有理会，反而叫来了九个葡兵，把木马又往前推了一段。
赵学登再次制止，三名葡兵端起枪刺，朝他的左臂和右手中指刺了下去。关闸营房里的葡兵随即搬出机枪，中方战士掷出一枚手榴弹作为警告，葡方开了枪。从推木马到枪响，中间不过几分钟，一场持续数日的炮战由此开始。
关闸这个地方，在1952年并不是一道平静的边界。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宣布不承认旧条约，但对港澳暂时维持现状，澳葡当局在关闸一带的哨位，是1945年之后往北推移过的，哨所设在了关闸之外。
中方边防部队在这里驻守，中央军委定下的原则是“既不主动惹事，也不示弱”，哨兵日常面对的是近距离的对峙，口令、手势、站位的分寸，每一步都绷着。
那天傍晚推木马的动作，不是第一次。葡方哨兵把脚伸到中立区、往中方士兵脸上吐口水的事，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中方哨兵按上面的要求，打手势、喊话，不动手，不越线。可这一次对方带了枪刺，刺完之后营房里架起了机枪，中方的警告手榴弹扔出去，葡方的枪声就跟着响了。
枪响之后的几天里，炮击在升级。7月26日、29日、30日，葡方士兵又开了枪、开了炮，炮弹落进拱北的民房和街道，农民李春锦和一名叫关干的女旅客中弹身亡，另有九名平民受伤，民房数间被毁。关闸附近的旗杆也在炮火中被击断，五星红旗从杆顶坠落。
两名军人摸黑到了旗杆下面。副连长邢起和战士苏广照，一个在下面接绳子，一个往杆上爬。苏广照把断了的旗绳重新接好，国旗往上升，对方的火力朝旗杆方向扫过来，旗绳再次被打断，他们接上，再升，子弹打中了人。
邢起倒在旗杆下面，苏广照从杆上落下来，两个人没有再站起来。这一天是7月28日，离冲突爆发不过三天。
中方的伤亡数字在事后汇总：边防官兵战死两人，伤三十人，加上拱北平民的伤亡，一共三十二人死伤。葡方那一侧，死亡两人，伤七人，另有一种统计是死五人、伤十四人。
炮战期间，葡方打出的炮弹是四百九十发，子弹两万余发；中方还击的炮弹是一百零九发，子弹八千八百二十发。数字摆在那里，中方的还击在弹药量上远少于对方，但炮口没有停过。
战报传到北京，毛主席的回应，在后来不同的讲述里留下了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指向前线：面对来犯之敌，要坚决反击，不示弱，把对方打回去。另一个层面指向全局，毛主席对叶剑英讲的是“大国从严，小国从宽，葡国是小国，可以宽大处理”。
这两句话看起来一个硬、一个宽，放在1952年7月的局势里，并不矛盾。朝鲜战争还在打，中国东南沿海的兵力被牵制在东北方向，澳门关闸的炮声如果无节制地扩大，等于在南部再开一个口子。
葡方在澳门的驻军不过一千五百人上下，以雇佣的黑人兵为主，军事实力有限，它背后站着的不是一支能支撑长期战争的舰队。“消灭来犯之敌”是给前线部队的尺度：枪炮打过来，必须还击，不能让对方觉得推一步木马、开几炮就能占到便宜。“
大国从严，小国从宽”是给谈判桌上的尺度：打是为了让对方坐回原位，不是要把一场边境冲突烧成一场战争。
叶剑英把这层意思往下落的时候，讲得更直白：澳门的居民也是同胞，关闸这件事是个别地方事件，用不着大动干戈。军事上的还击和外交上的留门，是同时摆开的。
炮声停下来之后，真正费工夫的是来回传话的人。中葡当时没有外交关系，中方在澳门的代表柯正平刚好去了广州，澳督委托经济局长罗保处理，罗保找的是澳门中华商会的何贤和马万祺。何贤和马万祺从关闸出去，到前山与中方代表见面，再把中方的条件带回来，一趟一趟地走。
中方的条件摆得很清楚：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就关闸事件作出正式的书面道歉，赔偿损失。葡方起初想绕过去，炮击却没有停，7月26日、29日、30日又打了三轮。等到军事上占不到便宜，谈判桌上的条件就绕不开了。
何贤和马万祺在两边之间来回斡旋，前后谈了十七次。8月23日，罗保带着澳葡当局的“道歉书”，在何贤、马万祺陪同下到前山签署。道歉书里承认了错误，承诺不再进入中立区挑衅，葡方哨位从原警戒线后撤五十米，退到关闸圆拱以下，赔偿人民币四十四亿元旧币。
何贤和马万祺后来在澳门做的事情很多，1952年夏天这十七趟来回，是他们做过的事情里不太被翻出来讲的一件。马万祺当时给广州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华南分局统战部代部长饶彰风，饶彰风再往上报，一层一层传到叶剑英那里。
澳葡当局那边，罗保在等回话，澳督在等罗保的回话，关闸口双方的哨兵隔着那段推过木马的空地站着，谁也没有再往前迈一步。
旗杆后来修好了，国旗重新升了上去。邢起和苏广照的名字刻在了拱北的烈士塔上，跟他们刻在一起的，还有在炮击中死去的农民李春锦。关闸口的木马退回了原来的位置，葡方的哨位往后挪了五十米，那五十米的地面上，弹坑被填平，日子照旧过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