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夏，陈赓在北京养病，彭德怀却正在江西庐山参加中央会议。病榻上的陈赓无法亲临会场，只能通过简报和来访者的叙述，拼接会议中的变化。越看下去，他越觉得事情不寻常：那个在战场上敢担责任、在关键处敢讲真话的彭德怀，怎么会突然被推到风口浪尖？
陈赓与彭德怀的交情，不是泛泛之交，而是在战火和险局中磨出来的信任。两人都脾气直，办事讲实际，遇到军事问题时很少绕弯子。彭德怀看重陈赓的机敏，陈赓也清楚彭德怀的性格：可以批评他作战上的失误，却不能轻易给他扣上别的帽子。
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后，志愿军一些部队遭受较大损失，前线指挥需要重新调整。彭德怀点名要求陈赓到朝鲜协助工作。当时陈赓还在越南承担军事援助任务，国内有人提出另换人选，彭德怀没有同意。
“别人可以商量，陈赓得来。”
这句话未必是正式电文原话，却反映了彭德怀对他的信任。陈赓后来赴朝，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和彭德怀再次并肩工作。战场上的默契，很快又在坑道防御问题上显现出来。
美军拥有强大的空中和炮火优势，志愿军若在地面硬扛，伤亡势必增加。彭德怀主张加强坑道工事，陈赓对此十分赞成。他曾以晋察冀时期的作战经验说明，坑道不是消极躲避，而是保存兵力、伺机反击的重要依托。
有人担心坑道会成为“活棺材”，陈赓却认为，关键不在挖不挖，而在于是否把坑道、交通壕、火力点和后勤通道连成体系。这个判断很实际。到1952年，志愿军逐步完善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工事，坑道战也从临时应变发展为成熟战法。
陈赓离开朝鲜后，彭德怀仍十分关注这一体系的建设。后来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依靠坚固坑道抵御持续炮击，地面阵地反复争夺，地下工事则保存了有生力量。战果并非凭空出现，背后是大量工程、组织和指挥经验的积累。
两人的关系，也延伸到军事教育领域。陈赓受命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即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多次关心学校建设，强调军事院校不能只讲书本，还要让教学、科研同部队实际结合起来。
有意思的是，正因为彼此了解，陈赓后来对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处境格外敏感。1959年7月，庐山会议召开时，陈赓因心脏病等健康问题请假，未能参加会议。他虽然不在现场，却持续阅读有关材料，也接触前来探望的干部。
当时的陈赓并没有把彭德怀看成所谓的“反党分子”。在他看来，彭德怀长期经历战争考验，许多意见即使尖锐，也往往出于对实际情况的担忧。陈赓熟悉军队，也熟悉彭德怀的说话方式，因此没有随声附和，更没有把政治上的批评简单理解成个人品质问题。
有干部谈起彭德怀受到批评时，语气中带着兴奋，陈赓听后神情严肃，只说了一句：“彭总不是这样的人。”话不多，态度却很明确。病中的他没有参加会议，也不掌握能够改变局面的职务力量，能做的只是坚持自己的判断，尽量保护身边人不跟着夸大其词。
遗憾的是，个人判断并不能扭转当时的政治气氛。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林彪接任。陈赓与林彪早年便有工作分歧，后来在军事指挥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事务上，又出现过不同看法。林彪主持国防工作后，学校内部的政治运动加剧，陈赓虽多方周旋，仍难以护住所有干部和教师。
这份无力感，后来留在了陈赓晚年的文字里。1960年11月，他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有关领导写信，谈到反对教条主义，同时反对把过去形成的教育成果一概推倒。他写道，教条主义当然要反，但不能因为反教条主义，就否定已经取得的成绩。
这封信后来被称为“陈赓遗嘱”。其中既有他对军事教育规律的坚持，也包含着一种沉痛经验：纠正错误不能靠另一个极端，评价干部不能凭一时风向，建设学校更不能脱离实际。彭德怀事件让陈赓看到了这种偏差的危险，因此即使身患重病，他仍把自己的判断写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