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8月22日，华北八路军总部作战室里，彭德怀和左权正在听取各部汇报。原本计划参加正太铁路破袭战的部队只有二十多个团，没想到战斗一打响，各地武装纷纷投入，参战部队很快增加到一百零五个团。
作战科长报出这个数字时，现场气氛明显变了。彭德怀与左权并没有预料到，原定的交通破袭行动会迅速发展成一场席卷华北的重要战役。
“百团大战”这个名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它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的正式称呼，最初的作战计划，主要针对正太铁路，并配合破袭平汉、同蒲、平绥、白晋等交通线，目的是打破日军在华北构筑的封锁体系。
当时的华北，日军依靠铁路、公路、据点和碉堡，把根据地切割成一块块区域。所谓“囚笼政策”，并非一句空洞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压缩抗日根据地的生存空间。交通线一旦被控制，粮食、药品和人员转移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1940年8月20日夜，八路军从正太铁路沿线发起攻击。铁路、桥梁、车站和据点相继遭到破袭，晋察冀、晋绥和太行等地的部队彼此呼应。许多群众也参与到破路、运粮、救护等工作中，战场规模因此不断扩大。
捷报传到延安和重庆后，国内舆论受到很大鼓舞。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压力沉重，敌后战场能够主动出击，无疑给人们带来了强烈信心。延安举行集会，报刊连续刊登战况，“百团大战”四个字很快传遍各地。
宣传的意义，毛泽东当然清楚。战役初期，他曾肯定这种主动进攻，认为八路军打出了声势，也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但在聂荣臻晚年的回忆中，毛泽东对宣传方式的担忧同样十分明确。
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宣传，而在于宣传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方式宣传。
毛泽东曾指出，过分突出八路军的兵力和作战规模，可能让日军重新估计敌后力量，从而集中兵力实施报复；与此同时，也会增加国民党方面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戒备。这个判断，放在当时复杂的抗战环境中，并不是多余的顾虑。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存在，但各方之间始终有矛盾。国民党方面关注八路军发展，日军则试图摸清敌后抗日力量的底细。一次大规模战役的公开报道，既能鼓舞民心，也可能暴露部分实力和活动范围。
聂荣臻后来谈到这段历史时，认为百团大战有辉煌战果，也有值得反思之处。最初只是破袭交通线，后来由于战果不断扩大，投入兵力越来越多，作战目标也出现延伸。有些部队在第二阶段攻打据点时，过于重视占领和歼敌，弱化了敌后游击战灵活机动的特点。
这正是毛泽东不满意的地方：不是否定战役本身，而是担心宣传和作战规模相互推动，造成敌我双方对形势的重新判断。
日军的反应很快到来。1940年10月以后，日军对太行、晋察冀、太岳等根据地展开报复性“扫荡”，烧毁村庄，抢掠物资，制造了严重破坏。晋察冀军区等部队随即转入反“扫荡”作战，战事一直延续到1941年1月24日。
从军事效果看，百团大战破坏了华北多条交通线，拔除了部分据点，迫使日军调整部署，也让日本方面意识到敌后战场并非可以轻易控制。对于中国军民而言，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假象。
但战果越大，代价也越沉重。八路军缺乏稳定的武器、弹药和粮食补给，长期连续作战后，部队疲劳、伤亡和根据地遭受破坏等问题逐渐显现。战役不能只看报纸上的捷报，还要看到根据地百姓承受的损失，以及部队后来面对的艰难局面。
1940年12月2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曾联名致电彭德怀，要求利用百团大战形成的影响开展政治斗争，同时也提醒注意形势变化。这说明中央对战役的态度始终包含两层意思：肯定它的抗战价值，也警惕由此带来的战略压力。
有意思的是，后来围绕百团大战的评价之所以反复，恰恰因为它不是一场可以简单贴标签的战役。它既是华北敌后战场的一次主动出击，也暴露出大规模作战与游击战争之间的矛盾；既提高了八路军声望，也使日军和国民党方面更加重视八路军的力量。
聂荣臻晚年回忆这段往事时，强调不能只记住“百团”这个响亮名称，还应当记住战役最初的目的、过程中的变化，以及宣传背后的政治和军事后果。毛泽东的“不满意”，针对的是宣传失度和由此引发的风险，并非抹杀八路军将士在1940年华北战场上的牺牲与战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