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教授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里谈“疑古派”和古希腊史，确实戳中了一个公共问题，中国学者能不能用更严格、更统一的标准研究中西方古典文明？这个提问本身有价值。但张维为教授在后续表述中体现出明显的学术不足，论据错误，和@河清清谈黄河清、吃瓜蒙主等“西方伪史论”大V的论证方式如出一辙。
张维为教授指出“他们全面的质疑中国先秦以前的历史，全盘的否定中国的远古文明，并把商周以前的中华文明的历史称之为神话。”
张维为教授很快就突显出学术不足，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没有“全盘否定先秦史”。
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对“大禹”传说的辨析。他并非否认夏代或大禹相关历史记忆的存在，而是指出“禹”从早期神话中的神祇，逐渐被后世层层叠加为“圣王”“夏朝开创者”，这一形象是随着战国至汉代的政治与思想需要不断被建构的。
他的重点是辨伪书、辨伪说、辨古史观念的形成，不是宣布先秦文明不存在。他本人也承认，考古学才是重建古史的关键路径。疑古派的问题，更多是“怀疑过猛、建设不足”，而不是“全盘否定”。
更重要的是，疑古派并没有把古希腊史简单打成“神话”，尤其是顾颉刚，好像没有提出什么古希腊历史？
当然，张维为教授老师学识更多，我不可及。
张维为教授倒是指出哪位疑古派学者对古希腊史“双重标准”。
“二重证据法”不是古代史学传统
所谓“信史”，也不能简单说成中国自古以来的史学传统。“二重证据法”主要是王国维在近代提出的方法，强调文献与出土材料互证。这是对疑古派的一个学术进化，而不是中国史学自古以来的固定传统。西方古典学同样重视铭文、纸草、考古遗址与文献互证，并不是只靠后世抄本。
古希腊并非没有“地下材料”
又瞎掰！
雅典及阿提卡地区已发现约两万片古希腊铭文，德尔斐、提洛岛、以弗所等地也有大量铭文出土。迈锡尼线形文字B泥板、特洛伊遗址、雅典古市集等考古材料，都能与文献相互参照。所以不能说古希腊历史只有后世文本。
当然，可以像黄河清教授他们直接宣布这些都是假的。
亚里士多德手稿的说法也有硬伤
《雅典政制》纸草通常被认为是公元1世纪后期至2世纪初的抄本，并非“没有编入亚里士多德全集”。亚里士多德其他著作虽无原始手稿，但现存有公元2—3世纪的《论题篇》《尼各马可伦理学》《动物学》等纸草残篇，完整抄本多来自9世纪以后。
至于“阿拉伯文版本找不到了”，更站不住脚。阿拉伯语、叙利亚语、拉丁语译本共同构成亚里士多德文本的传承网络，巴格达国家图书馆2023年公布的普查报告显示，仍保存有公元8至13世纪抄写的亚里士多德著作阿拉伯译本847份。
中国学界不是没有能力，也不是只听外国考古
中国确实有古希腊史研究。晏绍祥、王大庆等学者长期从事古希腊史研究，国内也有古希腊哲学、戏剧、政治制度、经济思想等方向的成果。20世纪上半叶，周作人、吴宓、罗念生、陈康等人就已经在做希腊文学和哲学研究。
中国考古也不是只听外国报告。2026年启动的中希安杰洛卡斯特洛联合考古项目，是中国学者首次在古希腊核心地区系统开展田野发掘。此前还有中埃孟图神庙、中罗多布若瓦茨、中乌费尔干纳盆地、中吉舒拉巴夏特、中洪科潘等联合项目。这些项目不是象征性参与，而是共同制定计划、共同发掘、共享成果。
真正的自信，不是轻率否定
张维为教授提出“用大致相同标准考察古希腊历史”，这个提法本身没有问题。可现实里，张维为教授、黄河清教授还有生民无疆等大V能列举出是哪些中国考古学者对古希腊、古埃及等历史积极支持，对于自家历史却严格打压？
如果有这种问题当然要批判，还要去学术投诉，但不能为了批评这种现象，就虚空打靶，把疑古派、古史辨、王国维乃至中国古典学传统都混进同一个筐里，再树立一个“西方伪史”的稻草人猛打。
张维为教授是专业的，不是全知识的，但是节目组是否要这么不严谨，这么糊弄张维为教授，糊弄《这就是中国》的观众，和张维为教授的粉丝？？？
附上张维为教授在节目上的发言。
那么最后啊，我想再谈一点感想，就是中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有过一个所谓叫疑古派。那么代表人物是顾颉刚、钱玄同等历史学家，他们全面的质疑中国先秦以前的历史，全盘的否定中国的远古文明，并把商周以前的中华文明的历史称之为神话。（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主张许多上古传说并非原始史实，而是在后世不断叠加、放大、系统化。比如顾颉刚比较《诗经》《论语》《尧典》等文献，发现“禹”的形象是逐步变化的，《商颂·长发》里，禹是上帝派下来敷土治水的人物；《鲁颂·閟宫》里，禹已经变成最早的人王；《论语》里禹更多是圣王；《尧典》禹又成了尧舜体系中的臣子，和稷、契等人并列。）
那么当然，随着中国崛起，随着中国考古发掘的大量的新的发现，这个学派的影响呢，早就式微了。实际上中国史学一个传统叫做信史，相信的信，信史。那么也就说把这个历史文献的记载和地下的文物结合起来互相印证，成为真正的信史。哎，我就想就是我们的史学家能不能采用同样的精神、同样的标准去考证一下古希腊的历史。（疑古派式微主要是长期“以古书论古书”，容易把“文献晚出”直接等同于“史事不存在”，加上文物考古逐渐出现，疑古派才退出学术舞台。但疑古派的层累说却被学术接受。）
那么我觉得我们崛起的中国不能老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我们讲实事求是，我们至少应该用一个大致一样的标准去考察欧洲的历史，考察古希腊的历史。那么看看古希腊的历史中究竟有多少可以被称之为信史的？
我觉得我们要形成中国自己的西方学，形成自己的古希腊学，要为此打下基础。你比方说我们知道这个亚里士多德全集已经出版了十卷了，那他最早的版本到底在哪里？哎，那我请教了我的一位史学界的朋友。（和网络文盲差不多，我国形成自己的古希腊学，还进行了联合考古）
他说，现在可以找到的最早的残片是德国考古学家在一八九零年发现的，写在纸草上的文献，叫做雅典宪章，这个编号呢，是叫纸草131，很有名的。（纸草是什么鬼？叫莎草纸，实际上不是纸，是翻译错误）
那么纸草是一种植物，是古埃及人发现，他们觉得这个植物啊去掉水分之后可以用来写字，那么所以有一些文献保留下来了。那么现在考证下来这个雅典宪章呢，大概是公元二世纪的作品，公元一百年多一点这样时候的一个作品。
那么现在，还没有最后确定他究竟是亚里士多德本人的作品呢，还是他学生写的，所以这个作品没有编入亚里士多德全集。（亚里士多德全集哪些是自己写的，哪些是伪作是有学术认定的，只不过张维为教授老师不知道罢了。）
那么这个文件现在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那么其他亚里士多德的作品的版本大都是十二世纪以后的，也就说离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至少有一千四百年了。（《道德经》、《论语》我们的好些古籍都没有原件，《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文版依据的贝克尔标准本，就是19世纪普鲁士科学院在大量中世纪抄本基础上校勘出来的。 它当然不是“亚里士多德原稿”，但也不是凭空造出来的，而是经过莎草纸、拜占庭抄本、阿拉伯译本、拉丁译本和近代校勘学共同支撑的文本。）
那么据说呢，当时啊，中东地区有一个叫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的翻译运动。从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但现在好像这阿拉伯文的版本也找不到了。（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8—10世纪），亚里士多德著作阿拉伯版本在埃及国家图书馆、土耳其苏莱曼尼耶图书馆、梵蒂冈图书馆等都藏有大量阿拉伯语哲学手稿。）
那么你相比之下中国的典籍，比方说《左传》《汉书》等等，虽然坦率讲也是到了宋代，到雕版印刷才开始普及，但我们现在出土的一手的文物很了不起啊，文献非常之丰富，明显的比欧洲要多得多，要早。
比方说我们的《老子》有湖北郭店村的楚国竹简，我们的《道德经》有西汉初年的马王堆帛书，我们的《论语》有河北定州的西汉竹简，我们的《尚书》有清华竹简。
这些都是公元前三、四、五世纪的东西，离我们古代先贤生活的时代非常近。哎，当然我自己不是史学家，更不是古希腊历史的专家，但我觉得，用对中国史学同样的要求来要求西方史学、研究古希腊历史并不过分，合情合理的。哎，当然我个人也认为就是我们要注意另外一种倾向，就是轻率地否定古希腊，认为古希腊历史肯定是伪造的。古希腊历史的很多谜团，我觉得还需要大量扎扎实实的研究。
我认为，中国学者应该以更严谨的态度，在掌握古希腊语的基础上，对古希腊的一手史料进行梳理和研究，最终才能拿出真正令人信服的成果。（不懂学术就到墙角蹲着，比如像我，要不看看人民日报，我国和希腊、埃及是有联合考古的）
@生民无疆@立刚科技观察@红色文化网@关之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