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上，大家已经看清：博古不再适合担任党的总负责人。正是他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照搬共产国际指示、错误的军事指挥，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这次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补毛主席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最高军事指挥权。但遵义会议只定下常委名单，领导职务的交接、常委分工，并没有在会上当场完成。
之后红军继续向西行军，在二渡赤水之前，走到川滇黔交界鸡鸣三省这个地方，常委们在这里开会，商议新一届中央负责人人选。包括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在内的一众核心同志，都一致提议推举毛主席担任党的总负责人。在所有人看来，这是众望所归、理所当然的结果，没有任何人有异议。而在此会议之前，周恩来也充分做了博古的思想工作。
可就在所有人都默认大局已定的时候，毛主席却主动拒绝了这个最高职位。
他的推辞不是谦虚客套，也不是畏惧责任，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完全从革命大局出发的考量。彼时的中国共产党，长期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组织体系、人事任命、工作规则，都深受共产国际影响，国际认可度至关重要。
毛主席深知，自己长期扎根中国本土革命、坚持实事求是，与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思想存在明显分歧，在当时并未得到共产国际的充分认可。如果此时直接出任党的最高负责人，很可能引发共产国际的误解和质疑，不利于党后续的发展，甚至可能给艰难前行的革命事业增添新的阻力。
权衡利弊之后，毛主席主动向大家提议：推举张闻天（洛甫）担任党的总负责人。
张闻天留学苏联、熟悉共产国际规则、理论功底扎实，深受共产国际信任，由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既能平稳完成领导班子交接，避免党内动荡，又能顺利对接共产国际，保障党组织正常运转。
起初连张闻天本人也有所顾虑，但经过毛主席的解释，瞬间打消了所有人的顾虑，也让整个领导班子的过渡变得稳妥顺畅。最终，中央常委一致通过决议，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党中央总责。
更让人敬佩的是，在权力交接的关键时期，毛主席没有丝毫功高自傲，反而格外顾及博古的情绪与处境。
博古虽然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不再担任最高领导职务，但他多年参与中央工作，熟悉党务流程、拥有丰富的理论和工作经验，依然是党内不可或缺的骨干干部。很多人在会议后对博古颇有微词，甚至刻意疏远，但毛主席始终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
他多次在内部会议上明确表态：博古虽然犯了错误，但他依然具备很强的工作能力，党内还有大量繁杂工作需要他承担，依然可以为革命事业发挥重要作用。
在毛主席的包容与争取下，博古没有被彻底边缘化，依旧保留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职务，后续还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主任等重要职务，继续为红军的思想建设、政治工作出力。这种不念过往过错、团结一切同志、人尽其用的格局，在艰难的革命环境中，显得尤为珍贵。
职位交接完成后，毛主席始终坚守自己的行事准则：大事敢担当、敢决策，小事懂谦让、懂包容，完美践行了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的处世智慧。
在后续的军事指挥、战略布局、重大决策中，毛主席始终站在全局角度，精准研判局势、提出核心见解。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摆脱国民党围追堵截，每一次扭转危局的关键部署，都出自他的战略谋划。面对复杂的战局和党内争议，他从不藏私、从不推诿，敢于坚持正确路线，敢于力排众议挽救危局，这就是高调做事、担当尽责。
但在日常工作流程、党内议事决策中，他始终恪守组织原则，保持谦逊谦和的态度。但凡涉及党内重大决议，哪怕自己已经有成熟、正确的方案，也绝不会独断专行。他会先完整阐述自己的判断和思路，再逐一征询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所有同志的意见，充分听取不同声音、尊重集体决策，绝不因为自己拥有核心决策权，就凌驾于组织和同志之上。
毛主席始终摆正自己的位置：张闻天是名义上的中央总负责人，自己就全力配合、维护班子团结；革命事业是集体的事业，不是个人的功绩。哪怕所有核心战略都由自己主导，他也始终尊重集体、服从组织，从不争名、不抢功、不揽权。
很多人看历史，容易简单用职位高低评判贡献大小。但这次在鸡鸣三省的让贤，最能看出毛主席的本心。他有能力坐最高位置，也有全军上下的支持，可他没有顺着人情顺势上位，而是忍住个人名望、放下眼前荣誉，优先考虑党的生存环境、外部关系和内部团结。
身处绝境的红军，最经不起的就是内部分裂、外界非议。毛主席主动退让，不是软弱，是看透了时局。他把最稳妥、最不伤大局的选择，摆在了个人功名前面。
也是这种做事方式，让当时的中央班子空前团结。有人负责对接外界、稳住名义大局，有人负责把控战略、走出实际生路，所有人各司其职，没有内耗、没有争权，一心只想着带着红军活下去、走出去。
真正的高明从来不是争高位、握大权，而是该扛事的时候绝不退缩，该让步的时候绝不贪功，这就是毛主席最朴实、也最难得的领袖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