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系虚构,文中人名、地名均为化名,与现实无关,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代入。
雨水顺着桥洞顶上的裂缝往下滴,正好落在我脚边的泥坑里,溅得裤腿上全是黄泥。
那年我二十三岁,刚从镇上的砖瓦厂辞工回来,村里人都喊我大成。
跟我一块躲雨的,是村东头的寡妇周桂兰。
她比我大七岁,丈夫死了三年,一个人带着六岁的闺女过日子。
那天下午,我们刚从镇上回来,走到老石桥时,天突然黑了下来。
雨大得跟有人往下倒水似的。
周桂兰浑身湿透,怀里抱着一个用塑料布包着的纸袋。
她进了桥洞,先往外看了一眼,又低头看自己的衣襟。
紧接着,她突然解开上衣最上面的两个扣子。
我吓得往后一退,鞋底踩在青苔上,差点一屁股坐进泥水里。
“桂兰嫂,你这是干啥?”
她没答话,只把手伸进衣服里面,摸出一个湿漉漉的小布包。
“你慌啥?又没让你看我。”
她说完,把扣子重新扣上,手却抖得厉害。
我刚想问那布包里装的啥,桥外忽然传来一声喊。
“大成!你给我出来!”
我一听那声音,后背顿时凉了半截。
是村主任刘保田。
他身后还跟着三个男人,其中一个是周桂兰的小叔子周二贵,也是她丈夫周建国的亲弟弟。
周二贵手里拿着一根柳木棍,鞋上全是泥。
刘保田站在雨里,往桥洞里瞅了一眼。
“好啊,真让我逮着了。”
我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周二贵就冲了进来。
“周桂兰,你还要不要脸!”
他一棍子砸在桥洞边的石头上。
那一下,震得我耳朵嗡嗡响。
周桂兰脸色发白,却没有往后躲。
“二贵,你嘴巴放干净点。”
“放干净?你一个死了男人的,跟个没娶媳妇的小伙子躲在桥洞里,还让我咋说?”
我气得往前迈了一步。
“二贵哥,雨下这么大,谁不找地方躲?你说话得凭良心。”
周二贵瞪着我。
“你闭嘴!我们周家的事,轮不到你掺和。”
刘保田抬手拦住他,脸上却没有半点劝架的意思。
他盯着周桂兰。
“桂兰,我早跟你说过,女人家一个人过日子,得知道避嫌。”
周桂兰把那个布包攥得更紧了。
“刘主任,我避什么嫌?桥洞是村里的,又不是谁家的炕头。”
刘保田脸色一下沉了。
“你还敢顶嘴?”
雨还在下,桥洞外头已经有人停下来看热闹。
我听见有人嘀咕,说早就觉得周桂兰不安分。
那一刻,我才明白,今天这场雨还没停,麻烦已经落到我们头上了。
事情得从那天上午说起。
我家住在村西,离周桂兰家隔着一条土路。
她丈夫周建国以前在村里的石料场干活,三年前出了事故,人没救回来。
那时候我还在外头做工,只在出殡那天回来过一趟。
我记得周桂兰抱着闺女坐在院门口,眼睛肿得厉害。
她没哭出声,只是一遍遍给孩子擦鼻涕。
周建国死后,周家老宅的两间瓦房就剩她们娘俩住。
房子是周建国结婚前盖的,后来添了一间灶房。
周桂兰种着一亩多地,农闲时给人缝衣服,日子过得紧巴。
她闺女叫小梅,瘦得跟根豆芽似的。
每次从我家门口经过,手里不是攥着半块玉米饼,就是提着一只掉了漆的小铁桶。
我娘见了,总要喊她进屋喝口水。
周桂兰却不愿意多占人便宜。
有一回我娘给小梅塞了两个鸡蛋,第二天周桂兰就送来一把刚摘的豆角。
我娘说:“桂兰,你这人就是太要强。”
她笑笑。
“不还点东西,我心里不踏实。”
村里人对她的议论,我早听过。
有的说她命硬,克死了男人。
有的说她年轻,不可能一直守着。
这些话当面没人敢说,背后却传得挺欢。
我爹听见过一次,气得把烟袋往桌上一磕。
“人家男人是在石料场让石头砸死的,跟女人命硬有啥关系?”
可我爹的话管不了全村人的嘴。
尤其是周二贵。
他比周建国小四岁,平时在镇上倒腾木料,挣点钱就喝酒。
周建国活着时,兄弟俩关系还算过得去。
周建国一死,他三天两头往周桂兰家跑。
一开始说是帮忙修屋顶,后来就开始提房子的事。
他说周家老宅是祖上传下来的,不能一直让一个女人占着。
周桂兰不答应。
“建国活着的时候,这房子就是我们一家三口住的。小梅也是周家的人,你凭啥赶她?”
周二贵就说:“我又没让你们睡大街,等小梅大了再说。”
嘴上这么讲,他却把院子里的旧木料搬走了两回。
周桂兰去找过刘保田。
刘保田让她别闹,说兄弟之间的事,坐下来商量就行。
她说周建国已经死了,哪来的兄弟之间。
刘保田当时把茶缸往桌上一放。
“你这个女人,咋说话这么冲?”
这话后来传到我耳朵里,我也没太当回事。
我那时候年轻,觉得谁有理谁就能把话讲清楚。
直到那天,我才知道,有些人根本不想听你讲理。
那天早晨,我推着自行车准备去镇上买一条车链子。
刚走到村口,就碰见周桂兰。
她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裤脚挽得一高一低,手里提着一只竹篮。
“大成,去镇上?”
“嗯,嫂子你也去?”
“我去趟乡里,办点事。”
她说话时眼睛一直往村口看。
我问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她摇头。
“不是,我想问问建国那点赔偿钱。”
我愣了一下。
“赔偿钱不是早给了吗?”
周桂兰苦笑。
“给了多少,你知道?”
我摇头。
她把竹篮往胳膊上挪了挪。
“我也不知道。”
这话把我听糊涂了。
人都走了三年,家属竟然不知道赔偿给了多少。
周桂兰看我一脸不信,便压低声音说,周建国出事那年,石料场答应给一笔补偿。
可那时候她忙着办丧事,小梅又发高烧,许多手续都是刘保田和周二贵帮着跑的。
后来有人拿回来两千块钱,说事情已经了结。
她没读过几年书,也不知道该问谁。
两千块钱,在当时不是小数目。
可丈夫一条命没了,孩子还小,这钱够干什么?
办完丧事,买了药,修了漏雨的屋顶,剩下的没多少。
周桂兰一直以为就这么多。
直到前几天,石料场一个退休的老会计来村里走亲戚,无意间提起,当年周建国那件事,场里支出的钱远不止两千。
周桂兰听了,心里就起了疑。
她想去乡里问问有没有当年的登记。
我说:“嫂子,你咋不早去?”
她看着脚尖。
“我早去过一次,人家让我找经办人。”
“那你找刘主任啊。”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大成,我就是不敢再找他了。”
我当时没接话。
因为她说这句时,脸上的神情很不对劲。
不是普通的为难,是那种明知道前头有坑,却又不得不往前走的样子。
到了镇口,我俩分开。
我去供销社旁边修车铺买东西,她继续往乡政府方向走。
临分开时,她忽然叫住我。
“大成,你下午啥时候回?”
“看情况,三四点吧。”
“那你能不能在老供销社门口等我一会儿?”
我问她干啥。
她低声说:“我怕路上有人拦我。”
我心里咯噔一下。
“谁会拦你?”
她没说名字。
只说:“你别多问,等不到我就先走。”
我答应了。
可等她走远,我心里又犯起嘀咕。
一个寡妇找我这么个没成家的小伙子同行,传出去不好听。
我娘以前也提醒过我,帮人归帮人,别叫人拿闲话当把柄。
那天我在修车铺待到中午,修车师傅还留我吃了碗面。
面条里就几片白菜叶,油星都看不见。
吃完,我去老供销社门口等周桂兰。
太阳还挺大,路边卖西瓜的老汉拿蒲扇扇着苍蝇。
我等了快一个钟头,她才从乡政府那边走过来。
她脸色很差,额头上都是汗。
竹篮里多了一个牛皮纸袋。
我问:“问着了吗?”
她点点头,又摇摇头。
“先回去再说。”
我看她走路有点晃,便问她吃饭没有。
她说不饿。
我知道她身上没多少钱,就去旁边摊子买了两个烧饼。
递给她一个,她不要。
“你留着吃。”
“嫂子,我买多了,搁着也硬。”
她这才接过去。
可走了半里路,她手里的烧饼还没咬几口。
我问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她停下来,朝后面看了一眼。
“大成,我今天好像真问着点东西了。”
她把竹篮里的纸袋拍了拍。
“乡里的人帮我查了旧登记,又照着账上的内容给我写了张回执,让我回去跟当年的收款人核对。”
我说:“这不是好事吗?”
她却没笑。
“好不好,还不知道呢。”
走到老石桥附近,天突然变了。
先是一阵风,把路边的杨树叶子吹得翻了白。
接着几声闷雷,豆大的雨点砸了下来。
我俩推着车往桥洞跑。
周桂兰把纸袋往怀里一塞,跑得比我还快。
等进了桥洞,她已经湿得像刚从河里捞出来。
她先检查竹篮,又摸胸口。
我见她神情慌张,还以为丢了钱。
结果她突然解开上衣两个扣子,从贴身的布兜里掏出那个小布包。
布包外面裹着一层旧塑料。
里面是一张折了好几折的纸。
我刚看清纸角上盖着红印,刘保田他们就来了。
周二贵一进桥洞,眼睛就往周桂兰手上瞟。
“你拿的啥?”
周桂兰把纸往身后藏。
“跟你没关系。”
周二贵冷笑。
“跟我没关系?你去乡里告我,还敢说跟我没关系?”
我听见这话,才明白他不是碰巧路过。
他早知道周桂兰今天去了乡里。
刘保田也进了桥洞,甩了甩雨伞上的水。
“大成,你先回去。”
我站着没动。
“刘主任,雨这么大,我车还在外头。”
“那就把车推走。”
他说话时连看都不看我。
周桂兰突然开口。
“大成,你别走。”
刘保田眉头一皱。
“桂兰,你这是啥意思?”
“我怕我一个人说不清。”
周二贵马上接话。
“你俩还有啥说不清的?刚才衣服扣子都解了,真当我们没看见?”
我脸一下涨得通红。
“你看见啥了?”
“我看见她往衣服里摸东西!”
“那是拿纸!”
“谁知道拿的啥?”
周二贵嗓门越来越大。
桥外几个避雨的人也往里挤。
其中有卖菜回来的王婶,还有村里开拖拉机的老胡。
王婶往周桂兰身上瞟了一眼,嘴巴动了动,没说话。
刘保田忽然摆出一副和事佬的样子。
“都别吵了,影响不好。”
我说:“主任,那你让二贵哥别乱讲。”
刘保田看了我一眼。
“你一个大小伙子,跟个寡妇在这儿待着,本来就该注意。”
我忍不住顶了一句。
“难道下雨还得分男女躲?”
他脸色变了。
“大成,你爹跟我一个村住几十年,你别让我难做。”
这话听着像劝,实际是在拿我爹压我。
我心里憋得慌,却也知道,跟村主任当众顶起来,回去少不了挨我爹骂。
周桂兰一直没吭声。
她把布包重新裹好,塞进竹篮最底下。
周二贵见她不说话,胆子更大了。
“桂兰,我今天把话撂这儿。你要还认自己是周家媳妇,就别在外头丢人。”
周桂兰终于抬头。
“我认不认,轮不到你说。”
“你男人都没了,你还占着周家的房!”
“那是建国留给小梅住的!”
周二贵往前逼了一步。
“你少拿孩子压我。”
我伸手拦住他。
“二贵哥,有话好好说。”
他一把推开我的胳膊。
“你算哪根葱?”
我年轻气盛,拳头一下攥紧了。
周桂兰却抓住我的袖子。
“大成,别动手。”
她声音不大,手指却攥得死紧。
我低头一看,她指甲缝里全是泥,手背上还有一道旧裂口。
那双手常年洗衣、种地,早磨得粗糙。
我突然觉得,今天要是打起来,吃亏的恐怕还是她。
于是我把拳头松开了。
刘保田见我没动手,便说:“这就对了。”
随后他看向周桂兰。
“你今天拿回来的东西,先交给我看看。”
周桂兰摇头。
“这是我的。”
“你的事也是村里的事,我帮你核对。”
“不用了,我自己能看。”
刘保田沉下脸。
“你不识几个字,看得懂啥?”
周桂兰抿着嘴。
“看不懂,我找识字的人看。”
“找谁?找大成?”
周二贵在旁边笑了一声。
桥洞里有人跟着笑。
我只觉得耳朵根子发烫。
周桂兰却忽然说:“对,我就是找大成看。他识字,又不拿我的东西。”
这句话说出来,刘保田脸上的笑没了。
我也愣住了。
周桂兰平时说话小心,遇见人总让三分。
我没想到她会当着这么多人,把话说得这么直。
雨渐渐小了。
刘保田盯着她看了半天,最后说:“行,你有本事就自己办。”
他转身往外走。
周二贵还想骂,被他拉了一把。
几个人走远后,桥洞里的人也陆续散了。
王婶临走时凑到周桂兰跟前。
“桂兰啊,你往后可得注意点。女人名声坏了,吃亏的是自己。”
周桂兰看着她。
“王婶,我今天干啥坏事了?”
王婶张了张嘴。
“我也是为你好。”
“那你就别把没看见的事往外说。”
王婶脸上挂不住,提着篮子走了。
桥洞里终于安静下来。
我蹲下去扶自行车,发现车把上的胶皮套被雨泡得发滑。
周桂兰站在旁边,忽然说:“大成,对不住。”
我抬头。
“嫂子,你对不住我啥?”
“今天连累你了。”
我心里其实有点埋怨。
我还没娶媳妇,村里人本来就爱拿这种事开玩笑。
今天周二贵那一嗓子,怕是用不了半天,全村都知道了。
可看着她湿透的衣服,我又说不出责怪的话。
我问她:“嫂子,你是不是早知道他们会来?”
她沉默了一会儿。
“我猜着了。”
“那你咋不提前跟我说?”
“我怕说了,你不肯陪我走。”
这句话让我心里不太舒服。
“你这不是拿我挡事吗?”
她低下头。
“是我想得不周到。”
我没再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从竹篮里拿出那个牛皮纸袋。
“大成,你帮我看看这个。”
我接过来,发现袋口已经湿了。
里面是一张盖着乡里公章的查询回执,还有一张手抄的登记内容。
字写得不算好,有几处数字还被涂改过。
我看了半天,慢慢皱起眉头。
登记上写着,周建国事故善后补偿款总额为八千六百元。
其中有一笔五千元,注明由村里协助转交家属。
我问周桂兰:“你当年到底拿了多少?”
“两千。”
“就两千?”
“就两千,刘保田拿来的。”
“有没有让你按手印?”
她想了想。
“按过。他说领钱要按。”
我又往下看。
收款经办人一栏,写着刘保田的名字。
旁边还有一处指印。
我不敢马上断定那指印是谁的。
可我明白,这件事肯定得查清楚。
我把纸还给周桂兰。
“嫂子,你先别声张。”
她苦笑。
“现在还能不声张吗?”
我看着桥洞外头的泥路,一时答不上来。
那天下午,我们一前一后回了村。
快到村口时,周桂兰主动停下。
“大成,你先走吧。”
我说:“一块走也没啥。”
她摇头。
“今天已经闹成这样,别再让人添话了。”
我推着车走出十几步,回头看见她还站在路边。
她把那个布包重新塞进衣服里面,扣好扣子,才慢慢往家走。
我心里突然有点不是滋味。
到了家,我娘正在灶房烧火。
她见我浑身湿透,先骂了句不晓得躲雨,又给我盛了一碗姜汤。
我刚喝两口,她就问:“你今天是不是跟桂兰一块回来的?”
我差点呛着。
“娘,你咋知道?”
我娘把火钳往灶膛里一拨。
“村口都传开了。”
我心里一沉。
“传啥了?”
“说你跟她在桥洞里不清不楚,还让刘保田撞见了。”
我气得把碗放下。
“胡说八道!”
我娘看着我。
“到底咋回事?”
我把躲雨的经过说了一遍。
说到周桂兰解扣子拿东西,我娘皱起眉头。
“她拿的啥?”
“纸,怕淋湿,藏在衣服里。”
我娘没立刻接话。
过了一会儿,她才问:“啥纸?”
我犹豫了一下。
“跟建国哥那年出事有关。”
我娘抬头看我。
“你可别瞎掺和。”
“娘,人家就让我帮忙认几个字。”
“认字不要紧,可你得知道轻重。”
她往门口看了一眼,压低声音。
“刘保田那个人,心眼不大。”
我知道我娘说得有道理。
可我一想到周桂兰在桥洞里被几个人围着骂,就觉得胸口堵得慌。
晚上,我爹从地里回来,也听说了这事。
他没问我和周桂兰到底有没有什么,只问了一句:“你在桥洞里动手没有?”
我说没有。
他点点头。
“没动手就对了。”
我忍不住问:“爹,你不怕人家说我?”
我爹坐在门槛上,脱下沾泥的布鞋。
“嘴长在人家身上,怕有啥用?”
我刚要松口气,他又补了一句。
“但你也别逞能。真要帮人,就把事弄明白,别光凭一股火。”
这话我记住了。
第二天一早,我去村口挑水,碰见周二贵。
他靠在小卖部门口,嘴里叼着烟。
见了我,他故意扯着嗓子喊:“哟,大成,昨天淋着没?”
旁边两个年轻人笑起来。
我没理他。
他又说:“你小子挺有福气啊。”
我把水桶往地上一放。
“二贵哥,你再这么说,我可真不客气了。”
他把烟头往地上一吐。
“咋的?敢做不敢认?”
我盯着他。
“你昨天看见我做啥了?”
他被问得一愣。
我接着说:“你看见我碰她了,还是看见她碰我了?”
周二贵脸上有点挂不住。
“反正你俩在桥洞里待着。”
“下雨天,桥洞里不止我俩。”
旁边有人笑不出来了。
周二贵骂了句脏话,转身进了小卖部。
我挑着水往家走,心里却没觉得痛快。
因为我知道,几句话根本堵不住闲话。
到了第三天,麻烦果然来了。
周桂兰家的院门上,被人用粉笔写了几个难听的字。
小梅早晨起来看见,吓得不敢出门。
周桂兰拿湿抹布擦了半天,墙上的白印还在。
我娘去给她送针线时,正碰上这事。
回来以后,我娘气得饭都没吃好。
“真是缺德,孩子还小呢。”
我问是谁写的。
我娘摇头。
“谁知道?半夜里干的。”
我放下筷子就要去周家。
我爹把我叫住。
“你去干啥?”
“看看能不能帮忙。”
“人家院门上被写了字,你一个大小伙子这时候跑过去,别人又有话说。”
我站在门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我爹想了想,说:“等晌午我跟你一块去。”
于是我们爷俩带着半桶石灰水去了周家。
周桂兰正蹲在院子里洗衣服。
小梅坐在门槛上,抱着一只旧布娃娃。
见我爹来了,周桂兰赶紧站起身。
“叔,你咋来了?”
我爹指了指院门。
“听说墙上脏了,过来刷刷。”
周桂兰眼圈一下红了。
“叔,不用麻烦,我自己弄。”
我爹已经把刷子递给我。
“废啥话,大成,刷厚点。”
我踩着凳子,把那些字一层层盖住。
石灰水顺着墙往下淌,滴在我手背上,凉得很。
小梅站在旁边,突然问:“大成叔,他们为啥骂我娘?”
我手里的刷子停住了。
周桂兰赶紧喊:“小梅,进屋去。”
小梅没动。
她仰着小脸看我。
“他们说我娘不要脸,啥叫不要脸?”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爹在旁边咳了一声。
“你娘没做错事。谁再这么说,你就告诉大人。”
小梅似懂非懂地点头。
周桂兰背过身去,把洗衣盆端进了灶房。
我看见她肩膀抖了一下。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闲话这东西,比拳头还难防。
刷完墙,周桂兰留我们喝水。
我爹没坐多久,就借口家里有活走了。
临出门前,他对周桂兰说:“桂兰,有啥正经事,别自己硬扛。”
周桂兰点头。
“叔,我记着。”
我跟着往外走,她却叫住我。
“大成,那张纸你还记得不?”
我说记得。
她从门后拿出一个搪瓷缸,缸底压着几张旧纸。
“我昨晚翻了翻建国留下的东西,找着这个。”
是一张石料场以前开给周建国的工资条。
背面写着几个名字,还有一个电话号码。
周桂兰说,这是周建国出事前记下的。
她不确定有没有用。
我看了一眼,发现其中一个名字叫马国顺。
我听过这人。
他以前是石料场的会计,后来退了下来。
周桂兰说,前几天提醒她补偿款不对劲的,就是这个人。
我问:“他住哪儿?”
“镇南边,粮站后头。”
我想了想。
“嫂子,咱们去找他问问。”
她犹豫了。
“再一块去,村里又得说。”
我说:“那让我爹陪你去。”
她摇头。
“你爹腿脚不好,别折腾他。”
我们商量了半天,最后决定由我先去找马国顺,问清楚该查哪些东西。
周桂兰不跟着。
这样既能办事,也少惹闲话。
第二天,我骑车去了镇南边。
粮站后头有一排低矮的平房,门前晒着玉米。
我打听了三家,才找到马国顺。
他五十多岁,戴着一副断了腿、用细铁丝缠着的眼镜。
听我提周建国,他先是叹了口气。
“那孩子可惜了。”
我说明来意。
马国顺没马上接话,而是让我进屋坐。
他从柜子里拿出一本旧笔记本,翻了好几页。
“当年那事,我记得有一笔补偿款,可具体咋交的,得看账。”
我问他是不是八千六百元。
他抬头看我。
“你从哪儿知道的?”
我说乡里查到了登记。
他想了想。
“数目差不多,但你别把所有款都算成给家属的。有的可能是医疗、丧葬开支,得看明细。”
我听了,心里反而踏实些。
这人没有一上来就说谁贪了钱。
他让我回去告诉周桂兰,先把当年的收据、领款凭证找齐。
尤其是那张按过手印的纸。
“手印是谁按的,按的时候写了啥,都得弄清楚。”
我问:“要是找不到呢?”
马国顺说:“找不到就去乡里申请查原始档案。实在不行,往县里反映。”
我把他说的记在纸上。
临走时,他又叫住我。
“小伙子,你跟周建国家啥关系?”
我说一个村的。
他看了我半天。
“那你帮忙归帮忙,别替人乱签字。”
我点头。
“我知道。”
回村的路上,我心里一直想着那张按手印的纸。
周桂兰说她只领了两千。
可如果当年的手续写着她领了更多,事情就麻烦了。
我回到家,把情况跟我爹说了。
我爹听完,拿烟袋在桌沿上敲了两下。
“这事不能光靠嘴说。”
我问他有啥办法。
他说:“找个明白人,把纸上的字一项一项看清楚。”
我说马国顺就是这个意思。
我爹想了想,决定第二天去周桂兰家问问。
没想到还没等我们去,周二贵先找上门了。
那天傍晚,我正在院里劈柴。
周二贵带着两个男人进来,手里拎着一瓶白酒。
他脸上堆着笑。
“大成,在家呢?”
我放下斧头。
“有事?”
“没啥大事,找你说两句话。”
他把酒往桌上一放。
“前两天桥洞那事,我喝多了,嘴上没把门,你别往心里去。”
我看他这副模样,反倒警惕起来。
“你今天没喝酒吧?”
他笑得有点僵。
“没喝,没喝。”
我爹从屋里出来,见了周二贵,也没请他坐。
“二贵,有事就说。”
周二贵搓着手。
“叔,我就是听说大成帮桂兰查建国那点旧账。”
我心里一紧。
这事我们没跟几个人说,他怎么又知道了?
周二贵接着说:“那都过去三年了,翻出来干啥?一家人,闹得难看。”
我爹问:“啥叫一家人?”
“建国是我亲哥,桂兰是我嫂子。”
“既然是你嫂子,她有疑问,你帮着查清不就行了?”
周二贵笑不出来了。
“叔,这事复杂。”
我爹说:“复杂就慢慢查。”
周二贵脸色沉下去。
他把酒瓶往前推了推。
“大成,我劝你一句,别听桂兰瞎说。她一个女人,啥也不懂。”
我忍不住开口。
“她不懂,所以才要查。”
周二贵盯着我。
“你非要跟我过不去?”
我说:“我没跟你过不去。”
“那你管啥闲事?”
我爹往前站了一步。
“二贵,这话你跟我说。”
周二贵见我爹动了气,没敢再嚷。
他把酒瓶拿起来,转身就走。
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了一句。
“叔,你们可别后悔。”
那天夜里,我家的鸡圈门被人踹坏了。
三只鸡跑出来,两只钻进柴垛,一只找了半宿没找着。
我娘心疼得直掉眼泪。
那只丢了的母鸡,正是她留着下蛋换盐钱的。
我爹拿着马灯在院里照了半天。
最后只说:“先把门修上。”
我知道他心里有数。
可没有证据,谁也不能说就是周二贵干的。
第二天,我去找周桂兰,把这事告诉了她。
她听完,脸色难看得很。
“大成,要不算了吧。”
我问:“你真想算了?”
她低着头,半天没说话。
院子里,小梅正在用树枝扒拉地上的蚂蚁。
周桂兰看了孩子一眼。
“我怕他们再找你家的麻烦。”
我心里一股火往上蹿。
“嫂子,你就不怕他们一直欺负你?”
她把手里的针线放下。
“怕。”
我愣了。
她接着说:“我天天都怕。怕小梅病了没钱看,怕屋顶塌了,怕半夜有人敲门。”
她停了停。
“可我更怕建国那点钱真让人拿走了,小梅以后连上学的钱都没有。”
我没再劝她。
因为我知道,她不是不想争。
她只是每往前走一步,都得先想想孩子怎么办。
我问她当年的收据还在不在。
她说找了几遍,只找到两千块钱的收条。
收条上写着“事故补助”,下面是她的手印。
可没有注明这是全部补偿。
我让她把收条收好。
她从灶台后头拿出一个铁皮饼干盒。
盒子锈得厉害,盖子一打开就吱呀响。
里面除了收条,还有周建国的死亡证明、结婚证和小梅的出生证明。
她把这些纸一张张摊开。
“我别的东西丢了也就丢了,这些一直没敢扔。”
我看见结婚证上的照片。
周建国穿着一件灰中山装,周桂兰扎着两条辫子。
两个人坐得板板正正,谁也没笑。
那时候她脸上还没有现在这些细纹。
我突然想起桥洞里她解扣子的样子。
那不是胆子大。
那是她把最要紧的东西藏在最不容易被人抢走的地方。
可这念头我没说出来。
因为周桂兰正在一张张数纸,生怕少了一张。
又过了两天,村里通知开会。
说是讨论村东头老宅的宅基地问题。
我爹一听就皱眉。
“早不开晚不开,偏偏这时候开?”
周桂兰也接到了通知。
她拿着那张纸来我家,问我爹该怎么办。
我爹看完,说:“去,当然得去。”
周桂兰有点怕。
“刘保田要是当众说我呢?”
我爹说:“他说他的,你把该说的说清楚。”
我在旁边问:“爹,我能去不?”
我爹看了我一眼。
“村里开会,你为啥不能去?”
开会那天,天热得厉害。
村委会门口的老槐树上,知了叫个不停。
屋里摆着几条长凳,坐满了人。
周桂兰来得晚,抱着一个布包,站在门口没敢进去。
我娘看见她,往旁边挪了挪。
“桂兰,坐这儿。”
她坐下时,手一直攥着布包带子。
刘保田坐在前面的桌子后头,旁边是村会计老许。
周二贵也在。
他穿了件新衬衣,领口扣得挺整齐。
刘保田先说了几件修路、交公粮的事。
然后话锋一转。
“今天还有个事,就是村东头周家的老宅。”
周桂兰一下坐直了。
刘保田说,周二贵反映,老宅长期由周桂兰母女居住,家里兄弟之间有意见。
希望村里帮忙调解。
周二贵马上站起来。
“我哥死了三年,我嫂子一直占着房。我也不是要赶她,就是想把房子的事说清楚。”
屋里有人点头。
刘保田看向周桂兰。
“桂兰,你说说。”
周桂兰站起来。
“这房子是建国结婚前盖的,后来我们又添了灶房。我和小梅一直住在这儿。”
周二贵插嘴。
“那地还是我爹留下的呢!”
周桂兰说:“你爹在世的时候,分家已经分清了。”
周二贵提高嗓门。
“分家凭据呢?”
周桂兰从布包里拿出一张发黄的纸。
“在这儿。”
屋里一下安静了。
周二贵显然没想到她还留着。
刘保田伸手要接。
周桂兰却没马上给。
“主任,我想让老许先念念。”
老许是村里的老会计,六十出头,平时话不多。
他戴上眼镜,把纸接过去看了半天。
“这是当年的分家单子。”
他念了上面的内容。
周家两兄弟各分得一处房屋,周建国分到的正是村东头那两间瓦房。
周二贵的那份,在村南头。
屋里有人小声议论。
周二贵急了。
“那是我爹当年偏心!”
老许把纸放下。
“偏不偏心,我不知道。单子上写得清楚,还有见证人的名字。”
刘保田咳了一声。
“房子的事先放一放。”
周桂兰却没坐下。
“主任,既然今天大家都在,我还有件事想问。”
刘保田脸色一变。
“啥事?”
“建国出事那年的补偿款。”
屋里顿时有了动静。
周二贵猛地站起来。
“周桂兰,你没完了是不是?”
周桂兰看着他。
“我就想问问钱去哪儿了。”
刘保田拍了下桌子。
“今天开的是宅基地调解会,不是让你翻旧账的!”
周桂兰手指发抖,却没退。
“主任,我去乡里查了,当年登记的总额是八千六百。你给我的只有两千。”
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刘保田立刻说:“那里面还有别的费用,你懂啥?”
周桂兰点头。
“我不懂,所以我想看明细。”
“明细不是你想看就能看的!”
“那我该找谁看?”
刘保田被问得一时没接上。
周二贵突然指着我。
“还不是大成在后头撺掇!”
我刚要站起来,我爹按住了我的胳膊。
他自己慢慢起身。
“二贵,你说话拿证据。”
周二贵冷笑。
“叔,你儿子跟我嫂子在桥洞里那点事,全村谁不知道?”
屋里一下炸开了。
有人回头看我,有人看周桂兰。
我娘气得站了起来。
“二贵,你把话说清楚!”
周二贵嘴硬。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爹往前走了两步。
“你亲眼看见啥了?”
周二贵一愣。
“我看见他们在桥洞里!”
“下雨躲桥洞,犯了哪条规矩?”
“她还解衣服扣子!”
这话一出,屋里几个男人笑出了声。
周桂兰的脸白得吓人。
她站在那儿,半天没动。
我心里像被人拿棍子捅了一下。
我想冲上去跟周二贵理论,可我爹又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让我想起他说过的话。
真要帮人,就把事弄明白。
我深吸一口气,站起来。
“那天她解扣子,是为了拿藏在衣服里的纸。”
周二贵马上嚷。
“谁信啊!”
我说:“你不信没关系,纸还在。”
刘保田突然插话。
“够了!这是村委会,不是让你们吵架的地方。”
我看着他。
“主任,既然你说那笔钱有别的开支,就把账拿出来,大家看清楚不就完了?”
刘保田的脸一下涨红。
“你教我做事?”
我说:“我不敢教你,我就想知道,周桂兰问账,为啥成了不要脸?”
屋里安静了一瞬。
周桂兰忽然开口。
“大成,你坐下。”
我以为她又怕了。
没想到她把布包放到桌上,慢慢解开。
里面是一张乡里开的登记回执,还有那张两千块钱的收条。
她把纸推到老许面前。
“许会计,你识字多,你帮我看看。”
老许没有马上接。
他先看了刘保田一眼。
刘保田脸色难看。
“老许,这事以后再说。”
老许犹豫了一下,还是把纸拿起来。
他看得很慢。
看完以后,问周桂兰:“这两千块钱,你是啥时候领的?”
周桂兰说了日期。
老许又问:“当时谁在场?”
“刘主任,还有二贵。”
周二贵立刻说:“我就是帮忙跑腿!”
老许没理他。
他把回执摊平。
“这上面确实写着八千六百,但得分清各项用途。”
周桂兰点头。
“我就是想分清。”
老许想了想,说:“当年的账我未必有,得去乡里和石料场查。”
刘保田突然站起来。
“行了,散会!”
他抓起桌上的茶缸,转身进了里屋。
周二贵还想说什么,却被旁边的人拉住了。
那天会没开出结果。
可跟以前不一样的是,周桂兰终于把疑问当着大家的面说了出来。
从村委会出来时,她腿都有点软。
我娘扶着她走到树下。
周桂兰坐在石墩上,半天没说话。
我递给她一碗凉水。
她接过去,喝了一口。
“我刚才差点说不出来。”
我说:“嫂子,你已经说出来了。”
她抬头看我。
“大成,你是不是觉得我挺丢人的?”
我愣了。
“为啥?”
“当着那么多人,说那些事。”
我想了想。
“我只觉得他们说话难听。”
她低头看着碗里的水。
“以前建国活着,谁敢这么说我?”
我没接话。
因为这句实在没法安慰。
周桂兰缓了半天,才跟我娘一块回去。
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以为至少能安生几天。
没想到第二天,周桂兰家的灶房窗户被人砸了。
不是夜里,是大白天。
小梅正在屋里写字,砖头从窗户飞进来,落在灶台旁边。
玻璃碎了一地。
幸亏孩子没坐在窗边。
周桂兰听见响声冲出去,只看见一个人影从巷口跑了。
她追了几步,没追上。
等我赶到时,小梅正缩在墙角哭。
周桂兰蹲在地上,一片片捡玻璃。
她的手被划破了,血滴在地上,她像没感觉似的。
我赶紧把她拉起来。
“嫂子,别捡了。”
她甩开我的手。
“得捡,不然扎着小梅。”
我去拿了扫帚,把碎玻璃扫到一边。
小梅哭着问:“娘,他们是不是要把咱们赶走?”
周桂兰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我看着孩子,心里那股火压不住了。
“嫂子,咱们去派出所。”
她一愣。
“去派出所干啥?”
“报案。有人砸窗户,不能就这么算了。”
她有点犹豫。
“没看清是谁。”
“没看清也能报,让人来看看。”
我爹后来知道了,也赞成。
他说:“这不是村里几句闲话的事了。”
当天下午,我陪周桂兰去了乡派出所。
为了避嫌,我娘也跟着去了。
民警听完经过,做了记录,问了时间和地点。
还问周桂兰有没有跟谁结过怨。
周桂兰看了我娘一眼,最后把补偿款和房子的事说了。
民警没有随便认定是谁干的,只说会了解情况,让她以后再遇到威胁及时反映。
临走时,还提醒我们,涉及钱款的事,要保存好凭证。
从派出所出来,周桂兰长长吐了一口气。
她说:“我这辈子头一回进这种地方。”
我娘说:“没做亏心事,怕啥?”
周桂兰笑了一下。
那笑很浅,却是这几天我头一回见她笑。
回村后,周二贵消停了两天。
可刘保田那边一直没有动静。
周桂兰又去乡里问了一次。
这回接待她的是一个姓陈的干部。
陈干部看了她带来的材料,说需要调取当年的相关账目,不能凭一张登记就认定钱被谁拿走。
周桂兰说她愿意等。
陈干部让她留下能收到通知的地址。
那时候村里没有几户装电话。
周桂兰就留了村小卖部的号码,又把我家的地址写上,说有信可以送到村里。
我听说后,提醒她以后留自己的地址就行。
她有点不好意思。
“我怕他们找不到我。”
我说:“嫂子,找得到。你别总觉得自己说话没人听。”
她点点头。
可那段日子,日子还是不好过。
有人不肯让小梅跟自家孩子玩。
周桂兰去村口买盐,背后总有人压低声音说笑。
有一次她去井边打水,刚把桶放下,旁边两个女人就端着盆走了。
她回家以后,把水桶往院里一放,坐了好久。
我娘去看她时,她正在补一条旧裤子。
针穿过去,又拔回来。
补了半天,针脚还是歪的。
我娘问她是不是眼睛不舒服。
她说:“没啥,就是手不听使唤。”
我娘没劝她想开点。
只帮她把裤子接过去,重新穿了线。
两个女人坐在门槛上,谁也没说话。
那天下午,我从地里回来,看见小梅一个人坐在我家门口。
她手里拿着半截铅笔。
我问她咋不回家。
她说:“大成叔,我娘让我来借本字典。”
我家哪有什么正经字典。
只有我上初中时留下的一本破新华字典,封皮都掉了。
我翻出来给她。
小梅接过去,忽然问:“叔,我娘是不是做错事了?”
我蹲下来。
“谁跟你说的?”
她抿着嘴。
“学校里有人说。”
“说啥?”
“说我娘跟你躲桥洞,丢人。”
我心里一紧。
“那你咋说?”
小梅低下头。
“我说我娘没做坏事,他们不信。”
我看着她手里的字典。
那本书已经旧得不成样子,书页边上全是卷角。
我想了半天,才说:“你回去告诉你娘,明天我去找你老师,把这事说清楚。”
小梅抬起头。
“真的?”
“真的。”
第二天,我没自己去学校。
我先找了我爹,又请了村里教书的李老师。
李老师听完,脸色很难看。
他说:“大人的闲话传到孩子嘴里,就不像话了。”
他答应在班里提醒孩子,不准拿别人的家事起哄。
还说小梅学习不错,就是最近上课老走神。
我回去把话告诉周桂兰。
她听完,半天没吭声。
最后只说:“麻烦你们了。”
我说:“嫂子,你不用老说麻烦。”
她抬头看我。
“那我说啥?”
我一时答不上来。
她却低头笑了一下。
“行,往后我少说。”
到了八月底,乡里终于有了消息。
陈干部让周桂兰带着原来的收条,再去一趟。
那天我爹陪她去的。
我留在家里帮着收玉米。
他们回来时,天已经擦黑。
我爹一进门就让我把院门关上。
我心里一沉。
“咋了?”
我爹坐下,先喝了半碗水。
“账查出些眉目了。”
周桂兰站在旁边,手里抱着那个铁皮盒子。
她脸色很疲惫,眼睛却亮着。
原来,当年的八千六百元是事故善后支出的总额,并不是全部直接发给家属。
其中一部分列了医疗和丧葬相关开支。
但有一笔四千二百元,账面上明确注明应转交周建国家属。
周桂兰实际只拿到两千。
另外两千二百元,村里留存的手续上写着已经发放。
可那张领款单上的指印,周桂兰说不是她按的。
她当年按过的,是两千元收条。
我问:“能确定不是她的?”
我爹摇头。
“现在还不能光凭她说,得核对。”
周桂兰从铁盒里拿出一张复印的单据。
我看见上面的日期,比她领两千块钱的日子晚了一个多月。
她指着那行日期。
“大成,那天我带小梅去了县医院,上午一直在那儿排队看病,下午才往回赶。”
我抬头看她。
“有凭据吗?”
她从盒子里拿出一张发黄的门诊收费票。
上面的日期正好对得上。
我心里一跳。
这张票,她竟然留了三年。
周桂兰说,小梅那次烧得厉害,她借钱去县医院看病。
回来后一直想着拿票找人报销点医药费,后来也没办成。
票就夹在孩子的病历本里。
这回翻旧东西,才翻出来。
我爹把两张纸并排放在桌上。
“光有这票,还不能说明她整天都在县里,但至少有了能核查的线索。”
我点头。
“那下一步咋办?”
我爹说:“陈干部让她补材料,县里也有人要查。”
周桂兰把纸收起来。
“我不怕等。”
我看着她,忽然想起一个月前的桥洞。
那时候她连把纸拿出来都怕被人抢。
现在她把每张纸都摊得平平整整,谁问都能说清楚来历。
九月初,村里来了两个人。
一个是乡里的干部,另一个是县里负责调查的工作人员。
他们先找了刘保田,又找了老许。
随后把周二贵也叫去了。
那几天,村里安静得出奇。
以前爱在小卖部门口议论的人,见了周桂兰都不怎么说话。
有人开始说,刘保田恐怕真有事。
也有人说,没准就是手续弄错了。
我爹提醒我:“别跟着传,等查清楚。”
我听了他的话。
因为这段时间我算是明白了,没凭据的话,哪怕说得再像真的,也能把人害惨。
过了十来天,周桂兰又被叫去乡里。
这回她没让我陪。
她自己骑着那辆旧自行车去了。
回来时,车后座上绑着一小袋白面。
我正好在村口碰见她。
“嫂子,今天咋样?”
她停下车,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有结果了。”
我赶紧问:“钱找着了?”
她点头。
“查清楚了,少给我的那两千二百块,得补给我。”
我心里一松。
“谁拿的?”
她说,调查人员告诉她,原来的领款手续存在问题。
经办人员对部分款项的交付情况说法不一致。
后来核查发现,那笔钱没有实际交到她手上。
相关人员被要求把款项补齐,其他责任还要按程序处理。
我问她是不是刘保田。
她看着我。
“我不想瞎说。反正该给我的钱,他们答应补。”
我没再追问。
因为我知道,她比谁都想弄清楚。
又过了几天,周桂兰拿到了补发的钱。
她没有拿着钱到处说。
只是先还了当年给小梅看病借的几笔债。
剩下的,她买了些瓦片,把漏雨的屋顶补了补。
我爹帮她找了个泥瓦匠。
工钱她坚持自己付。
泥瓦匠走的时候,她还追出去,把人家落在院里的瓦刀送回去。
日子看着像慢慢平静下来。
可周二贵始终没有登门道歉。
刘保田也没再当众提桥洞的事。
村里倒是传出消息,说刘保田不再负责那笔旧账的后续处理。
具体怎么处理的,我没亲眼见到,也没敢乱讲。
我本以为这事到这儿就差不多了。
没想到真正让我憋了一个多月的那口气吐出来的,是中秋前的一天。
那天村里有人办喜事。
我去帮忙搬桌子。
院子里摆了十几桌,锅里炖着猪肉,香味飘出去老远。
周二贵也来了。
他喝了几杯酒,脸红得厉害。
看见我,他又开始阴阳怪气。
“大成,听说你帮桂兰把钱要回来了?”
我没搭理他。
他却不依不饶。
“你这么上心,她没好好谢你?”
旁边几个男人停下筷子。
我把手里的板凳放下。
“二贵哥,你要喝酒就喝酒,别拿人开涮。”
他嘿嘿一笑。
“咋了?说不得?”
我说:“你上回在桥洞里说的那些话,还没说清楚呢。”
他脸色一变。
“都过去多久了?”
“过去了,也不等于没发生过。”
周二贵把酒杯往桌上一放。
“你还想咋样?”
我看着他。
“我不想咋样。你当着人说我和桂兰嫂有见不得人的事,今天也当着人说清楚,你到底看见了啥。”
院子里慢慢安静下来。
周二贵盯着我。
“我就看见你俩在桥洞里。”
“还有呢?”
“她解了扣子。”
“然后呢?”
他不吭声了。
我继续问:“你看见我碰她没有?”
“没有。”
“你看见她碰我没有?”
“没有。”
“那你凭啥说我们有见不得人的事?”
周二贵脸上青一阵白一阵。
旁边有人劝我算了。
我没再逼他,只把板凳搬到墙边。
“二贵哥,我就要你记住,你没看见的事,别往人身上安。”
说完,我转身去灶房帮忙。
那天晚上,周二贵提前走了。
我没觉得自己多有本事。
只是那口堵在胸口很久的气,总算顺了一点。
中秋节前两天,周桂兰提着一篮鸡蛋来我家。
我娘一看,赶紧拦她。
“桂兰,你这是干啥?”
她说:“婶子,这阵子你们帮我太多,我也没啥好东西。”
我娘不肯收。
周桂兰就把篮子放在灶房门口。
“不是给大成一个人的,是给你们一家子的。”
我爹坐在门槛上,笑了。
“这话说得对。”
我娘瞪了他一眼。
“你还笑!”
最后鸡蛋留下了,我娘又装了一袋自家晒的红枣让周桂兰带回去。
两个人推来让去,折腾了半天。
小梅站在旁边,笑得眼睛弯弯的。
她穿着一件新缝的花布褂子,头发梳成两条小辫。
我问她:“新衣裳啊?”
她点头。
“我娘给我做的。”
周桂兰摸了摸孩子的头。
“布是供销社处理的,便宜。”
我娘说:“便宜也好看。”
小梅忽然跑到我跟前。
“大成叔,我字典里的字认了好多了。”
我笑着问:“认了多少?”
她想了想。
“好多好多。”
我说:“那等你认完,我再借你一本书。”
她高兴得直拍手。
周桂兰在旁边看着,脸上的笑终于自然了些。
那天她们娘俩走后,我娘把鸡蛋一个个放进瓦罐里。
放到最后一个,她忽然问我:“大成,你以后打算咋办?”
我没听明白。
“啥咋办?”
“你自己的婚事。”
我脸一下热了。
“娘,你咋又提这个?”
她看着我。
“你也老大不小了。”
我说:“等我找着稳定活再说。”
我娘没继续逼我。
只是把瓦罐盖好,轻轻叹了口气。
我知道她担心什么。
村里的闲话虽然少了,却不可能一下消失。
谁家姑娘要跟我说亲,保不齐有人会提起桥洞那回事。
可我不能因为怕人说,就把周桂兰当成做错事的人。
到了秋收后,我又去镇上找活。
这回进了一家小机械厂,跟师傅学修机器。
工资不高,但每个月能按时发。
我每隔几天回村一次。
有时碰见周桂兰,她会问我厂里累不累。
我说还行。
她就说:“累也得按时吃饭,别跟以前似的,饿一顿饱一顿。”
我笑着答应。
我们说话都在路边,有旁人在也照常打招呼。
不再像刚出事那阵子,见了面还得看看周围有没有人。
有一回,我回村路过老石桥。
桥洞里蹲着两个放羊的孩子,正拿树枝在泥地上画格子。
我停下自行车,看了半天。
桥洞还是那个桥洞。
顶上的裂缝没补,石头缝里长着青苔。
雨大的时候,里面照样会滴水。
可我每次经过,总会想起周桂兰那双发抖的手。
还有她从衣服里掏出的那张纸。
那天她解开两个扣子,把我吓得够呛。
后来我才知道,她把纸藏在那里,是因为出门前周二贵去过她家。
他问她是不是准备到乡里告状,还伸手翻了她的竹篮。
她没让他翻到底,抱着篮子躲进屋里。
临出门,她怕路上再遇见他,就把最要紧的那张登记回执折起来,用塑料包好,缝在旧布兜里,贴身藏着。
牛皮纸袋里放的是其他材料。
她本来想着,只要回到家就安全了。
没想到那场雨,把她和我困在桥洞里。
更没想到,刘保田他们会追到那儿。
这件事,是后来周桂兰亲口告诉我的。
她说的时候,正在院里晒玉米。
我问她:“嫂子,你当时咋不直接跟他们说清楚?”
她把玉米往竹席上摊开。
“说了他们会信吗?”
我想了想,没回答。
她接着说:“我那时候只想着,纸别让人拿走。”
我问:“你就不怕他们把你名声毁了?”
她停下手里的活。
“怕。”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可我不把账问清楚,小梅以后咋办?”
我看着院里那一地金黄的玉米粒,忽然不知道该说啥。
那年冬天来得早。
十一月刚过,村里就下了一场雪。
我从厂里回来,见周桂兰家屋顶上新换的瓦片压着一层白雪。
灶房烟囱冒着烟。
小梅蹲在门口,拿一根小木棍写字。
她看见我,跑过来喊:“大成叔!”
我问她写啥。
她指着地上的字。
“我写我娘的名字。”
我低头一看。
地上歪歪扭扭写着三个字。
周桂兰。
最后一个“兰”字少了一横。
我蹲下去,帮她添上。
“这回对了。”
小梅笑着跑回屋。
周桂兰从灶房出来,手里拿着锅铲。
“大成,吃了没?”
“吃了,嫂子。”
她说:“我煮了红薯,拿两个路上吃。”
我摆手说不用。
她却已经进屋,拿出两个热乎乎的红薯,用旧报纸包着塞给我。
“拿着,天冷。”
我只好接下。
走出院门时,我回头看了一眼。
周桂兰正站在门口,帮小梅把领口掖好。
风吹得她头发有点乱。
她抬手理了理,又转身去关院门。
我忽然想起周二贵曾经说过,她一个寡妇,凭啥占着周家的房。
可那间屋里住着她和周建国的闺女。
她们不过是想有个能挡风遮雨的地方。
那年腊月,村里调解老宅纠纷时,又核对了几户人家的分家材料。
周桂兰拿着原来的分家单,又补齐了相关证明。
村里不再要求她搬出那两间瓦房。
周二贵也没再来闹。
听人说,他后来去了外地做木材生意。
至于刘保田,村里后来换了负责人。
我只知道周桂兰的那笔钱补齐了,其他处理情况没人正式告诉我。
我也没再打听。
因为该由谁负责,不能靠村口几句传言定。
倒是有一件事,我一直记得清清楚楚。
那年除夕前,我去镇上买年货。
回来时,又碰见周桂兰。
她骑着自行车,后座绑着一捆粉条,车筐里放着几包糖。
我们在老石桥边停下。
桥下的水结了一层薄冰。
她看着桥洞,忽然笑了。
“大成,还记得那天不?”
我说:“哪能忘啊,差点让我坐泥坑里。”
她也笑。
“我当时还以为你要跑呢。”
我说:“我是真吓着了。”
她低头整理车筐里的东西。
过了一会儿,才轻声说:“那天多亏你没跑。”
我看着她。
“嫂子,其实我当时也想走。”
她抬起头。
我接着说:“我怕别人说闲话,也怕惹上刘保田。”
她没生气。
只点点头。
“我知道。”
我问:“你不怪我?”
她摇头。
“你能站在那儿,已经不容易了。”
我心里有点发酸。
不是因为她夸我。
是因为她竟然觉得,一个人没有丢下她,就已经算帮了大忙。
我从车把上取下手套,重新戴好。
“嫂子,以后有事,你还是该找乡里、找派出所,别自己扛。”
她说:“知道了。”
我们推着车过桥。
走到桥头,她忽然叫住我。
“大成。”
“咋了?”
“那天在桥洞里,我真没想连累你。”
我停下脚步。
她把围巾往上拉了拉。
“我就是觉得,你不会像他们那样,伸手抢我的纸。”
我看着她,半天才说:“嫂子,我信你。”
她眼圈微微红了。
可她没哭。
只是笑着点点头,骑车往村东头去了。
那天回家,我娘问我怎么回来得这么晚。
我说路上碰见周桂兰,聊了几句。
我娘没再像以前那样皱眉。
她只问:“她娘俩年货置办齐了没?”
我说差不多了。
我娘从柜子里拿出一包炸好的麻叶。
“明天给小梅送点,孩子爱吃脆的。”
我接过纸包。
第二天一早,我和我爹一块去了周家。
小梅开门时,脸上还沾着一点面粉。
周桂兰正在屋里包饺子。
见我们来了,她赶紧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我爹把麻叶递过去。
“给孩子吃的。”
周桂兰笑着接下。
“叔,快进屋坐。”
我爹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问她房顶还漏不漏。
她说不漏了。
又问小梅明年上学的事。
她说学费已经留出来了。
我爹点点头。
“那就好。”
我站在院里,看见那扇被砸过的灶房窗户已经装上新玻璃。
玻璃边缘用木条压着,钉子打得有些歪。
阳光照进去,落在灶台边的铁皮饼干盒上。
盒子还在。
只是这回没藏在灶台后面,而是放在高处的木架上。
我问周桂兰:“嫂子,那些纸还留着呢?”
她说:“留着。”
“事都办完了,还留?”
她把手上的面粉拍了拍。
“留着给小梅看。以后她要问她爹的事,我能拿出来给她说清楚。”
我点点头。
没再问。
吃过午饭,我帮她把院门上松动的门闩重新钉了一下。
那门闩还是夏天被人踹坏后临时修的。
木头有些裂了,一用力就晃。
我找了块硬木,重新削了一个。
周桂兰站在旁边递钉子。
她说:“大成,结实点,夜里风大。”
我拿锤子敲了几下。
“放心,这回不容易坏。”
门闩装好,我试着关了两回。
咔哒一声,扣得严严实实。
周桂兰伸手摸了摸。
“挺好。”
我把锤子收进工具袋。
她站在门口,忽然说:“大成,以后你来,别在门外站着了。”
我愣了一下。
她又补了一句。
“你是帮过我们娘俩的人,没啥见不得人的。”
我笑了。
“行,嫂子。”
那天回去的路上,我经过老石桥,特意停了会儿。
桥洞里没人。
风从洞口穿过去,吹得地上的枯草乱滚。
我想起几个月前,周桂兰被几个人围着骂,手里死死攥着那个布包。
她当时没有求谁替她出头。
只是不肯把纸交出去。
后来我也想过,要是那天我真因为害怕闲话,推车走了,她会怎么样。
也许她还是会把账查清。
也许会多吃不少苦头。
可有一件事我能确定。
周二贵当时敢那么嚷,就是认定没人愿意替她说句公道话。
我推着车上了桥。
走到桥中间,碰见王婶挎着篮子迎面过来。
她看见我,笑着问:“大成,听说你又去桂兰家帮忙了?”
我说:“嗯,帮她修门闩。”
王婶往村东头看了一眼。
“你倒是热心。”
以前听见这种话,我总觉得里面藏着别的意思。
那天我却没躲。
“王婶,她家门闩坏了,我会木工活,顺手修一下。”
王婶笑了笑。
“也是。”
我又说:“以后谁家门闩坏了,找我也行。”
她被我说得有点不好意思。
“你这孩子。”
我笑着推车走了。
到了村口,太阳已经偏西。
小卖部门口坐着几个人,正围着火盆烤手。
有人喊我过去抽烟。
我摆摆手。
“不了,回家吃饭。”
那人又问:“大成,你跟桂兰那事,真没啥?”
我停下车。
以前碰见这种话,我不是生气,就是赶紧解释。
那天我只问了一句。
“你说的是哪件事?”
那人愣住了。
“就是桥洞那回。”
我说:“那天雨大,我俩躲雨。她拿的是补偿款的纸,后来账也查清了。”
他讪讪地笑。
“我就随口问问。”
我看着他。
“你随口问一句,别人得解释半年。”
旁边的人没再起哄。
我骑上车,回了家。
进院时,我娘正在贴春联。
她个子矮,够不着门框上沿。
我赶紧过去接过浆糊刷子。
我娘问:“咋回来这么晚?”
我说:“桥头碰见几个人,聊了两句。”
她也没细问。
只让我把春联贴正点。
我踩在凳子上,把红纸往门框上一按。
我娘站在下面指挥。
“左边高了。”
我往下挪。
“又低了。”
我忍不住笑。
“娘,你到底要贴哪儿?”
她也笑。
“反正得正。”
我把春联贴好,跳下凳子。
院门外有人放鞭炮,噼里啪啦响了一阵。
我娘把剩下的浆糊端回屋里。
我站在门口,摸了摸新贴的红纸。
突然想起周桂兰家那扇重新修好的门。
还有小梅写在雪地上的三个字。
我没再往下想。
因为我娘已经在屋里喊我端饺子馅了。
第二年开春,周桂兰家的日子慢慢稳下来。
小梅照常上学。
周桂兰除了种地,还接了些缝衣服的活。
村里有人找她做棉袄,她也照常接。
有个以前说过她闲话的女人,拿着一件破棉裤上门,站在院口半天没进去。
周桂兰看见了,问她是不是要补衣裳。
那女人有点尴尬。
“桂兰,你还肯给我做?”
周桂兰接过裤子,看了看破口。
“补是能补,棉花得重新絮点。”
那女人连忙点头。
“行,多少钱你说。”
周桂兰按平时的价钱收。
没多要,也没白做。
后来那女人来取裤子,顺手带了几个自家蒸的馒头。
周桂兰没收。
她说工钱已经给过了,不用再送东西。
我听我娘说起这事,觉得挺像周桂兰的脾气。
她不是谁对她好,她就恨不得把心掏出来。
也不是谁说过她坏话,她就非得一辈子不搭理。
她只是把该算的账算清楚。
该收的钱收,该做的活做。
到了第二年夏天,我在机械厂结束了学徒期,开始按正式工人的标准领工资。
工资比以前多了一些。
我娘又开始张罗我的婚事。
有媒人来家里说亲,也有人打听我以前的事。
我没有瞒。
有人问起桥洞,我就把经过说清楚。
有一家姑娘听了,觉得我爱管闲事,后来没再联系。
我娘知道后,气得两天没怎么理我。
我爹倒没骂。
他只说:“人家不愿意,也别勉强。”
我娘埋怨他。
“你倒看得开。”
我爹把烟袋往桌上一放。
“总不能为了说亲,让孩子把没做过的事认下来。”
我娘不吭声了。
过了几个月,又有人介绍了一个姑娘。
她叫陈秀英,在镇上的缝纫社上班。
第一次见面,她问我平时爱干啥。
我说修东西。
她笑了。
“修东西还算爱好?”
我说:“坏了的东西,能修好就挺高兴。”
她问:“人呢?人要是受了委屈,你也管?”
我愣了一下。
后来才知道,她听过桥洞的传闻。
我把那件事从头到尾讲给她听。
讲到周桂兰解开两个扣子,我自己都觉得当时那副狼狈样挺好笑。
陈秀英却没笑。
她问:“那张纸后来找回来钱了?”
我说找回来了。
她又问:“那个乱说话的人道歉没有?”
我摇头。
“没有。”
她沉默了一会儿。
“那周桂兰挺不容易。”
我看着她。
她低头整理袖口,又说:“不过你当时肯留下,也算没白挨那些闲话。”
那天我们聊了很久。
后来我和陈秀英定了亲。
订亲前,她还跟我娘去过一趟周桂兰家,找她帮忙改衣裳。
周桂兰知道她是我的对象,笑着夸她手巧。
陈秀英说:“桂兰嫂,我听大成说过你的事。”
周桂兰手里的剪刀停了一下。
陈秀英接着说:“我不是来问闲话的。我就是想说,你那年把账查清楚,挺不容易。”
周桂兰低头把布料抚平。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都是过去的事了。”
陈秀英没再追问。
只是把衣服递过去,问袖口能不能收窄一点。
周桂兰量了量,说能。
两个人就坐在窗边商量针脚。
那天下午,我去接陈秀英。
她出来时,手里拿着一件改好的衣裳。
周桂兰送我们到院门口。
小梅已经长高了些,抱着那本破字典站在旁边。
我问她:“还没看完?”
她说:“早看完了,我现在查不认识的字。”
我笑着说:“那挺好。”
陈秀英摸摸她的头。
“以后有不认识的字,来找我。”
小梅高兴地点头。
我们往外走时,周桂兰忽然喊我。
“大成。”
我回头。
她从门后拿出一把旧雨伞。
伞骨有一根弯了,伞面也褪了色。
“这伞坏了,你有空帮我看看。”
我接过来,撑开试了试。
“能修。”
周桂兰笑了。
“那就麻烦你了。”
我说:“嫂子,修好了给你送来。”
她点点头。
我把伞收起来,绑在自行车后座。
走到老石桥边,陈秀英忽然问我:“你当年真被吓得差点坐地上?”
我笑得直摇头。
“那还能有假?鞋底一滑,半条腿都软了。”
她也笑。
“你那时候脑子里想啥呢?”
我想了想。
“就想着,完了,这要让人看见,我浑身是嘴也说不清。”
陈秀英看着桥洞。
“结果真让人看见了。”
我说:“可不是。”
她又问:“现在让你重新选,你还进去躲雨不?”
我看了她一眼。
“下那么大的雨,不躲就得淋病。”
她笑着拍了我胳膊一下。
“我问的不是这个。”
我知道她问什么。
我推着车,走到桥头才回答。
“我还会进去。就是会早点把话问明白,别让她一个人跟那帮人争。”
陈秀英没说什么。
她伸手扶住车后座上那把旧雨伞,免得它掉下来。
那天晚上,我把伞拆开,换了根旧钢丝,又拿蜡线把松开的伞面缝好。
第二天试着撑开,虽然不算好看,倒也能挡雨。
我把伞送去周家时,周桂兰正在院里晾衣服。
她接过去,撑开看了看。
“修得真结实。”
我说:“下回雨大,别再往桥洞里跑了。”
她笑着看我。
“咋,还怕我吓你?”
我脸一热。
“嫂子,你咋也拿这事笑话我?”
她把伞收起来,靠在门后。
“我不是笑话你。”
她停了一下。
“我是想着,那天要不是下雨,我兴许还没胆子把那张纸带回来。”
我看着她,没说话。
她又说:“不过往后,我也不用把东西藏衣服里了。”
说完,她转身进屋,把铁皮盒子从木架上拿下来。
盒子里放着当年的收条、查询回执和后来补发钱款的凭证。
每张纸都用旧报纸隔着。
她把盒盖扣好,放回原处。
“这些我都留着。”
我点头。
“留着好。”
周桂兰把修好的伞挂到门后。
伞柄朝下,正好挨着那根新装的门闩。
我临走时,她送我到院门口。
小梅从屋里跑出来,喊着要跟我去村口买糖。
周桂兰笑着拦住她。
“别缠你大成叔,人家还得回家干活。”
小梅嘟着嘴。
我从兜里摸出两颗水果糖,递给她。
“给,别吃太多,牙疼。”
她接过去,甜甜地喊了声谢谢。
我推车出门。
周桂兰把院门轻轻带上。
门闩咔哒一响,扣得稳稳的。
我走出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
那把旧伞挂在门后,透过门缝还能看见一点褪色的蓝布。
我忽然觉得,那年桥洞里的事,直到这时候才算真正有了个结果。
不是因为钱补回来了,也不是因为周二贵不敢再嚷。
而是周桂兰终于不用一听见有人敲门,就先想着把东西藏起来。
后来村里偶尔还有人提起那场雨。
有人说我胆子大,敢跟村主任顶嘴。
有人说周桂兰胆子大,一个女人敢去查三年前的旧账。
我听见了,通常也不接话。
只有一次,村口有人又拿她解扣子的事开玩笑。
我当场把自行车停住。
“那天她是在拿一张补偿款的纸。你们要真想知道,就去问问当年为啥少给她两千二百块钱。”
那人没再笑。
我也没继续吵。
只是骑车回家,路过桥洞时,往里面看了一眼。
桥洞还是阴凉,地上还有积水。
可那天围着周桂兰骂的人,已经没人愿意再提自己说过什么。
我后来常想,村里人那时候嘴上最爱讲规矩,可周桂兰不过是在大雨里拿出一张属于自己的纸,就被人骂得抬不起头。她没偷没抢,没做对不起谁的事,却得一次次证明自己清白。一个女人没了丈夫,连躲场雨、讨回该得的钱都要被人议论,这样的闲话到底该由谁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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