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超案再次被讨论，真正刺痛公众的并不是“冤案被纠正”，而是纠正之后，责任似乎并没有真正落地。一个少年从15岁到30岁失去自由，父亲在等待中离世，家庭被撕裂，最后换来332万元国家赔偿。赔偿当然重要，但它买不回被偷走的青春，也买不回一个父亲。
这起案件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它不是简单的“证据不足”。再审判决明确指出，原判没有客观证据指向张志超作案，有罪供述真实性、合法性存疑，证据链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更令人震惊的是，案件中曾出现多份能证明其不在场的关键证言，却没有在起诉和审判中得到充分呈现。而一审宣判后，张志超甚至未能正常行使上诉权。这些细节叠加在一起，才让公众产生强烈疑问：一个少年的人生，为何能在层层把关中一路坠入深渊？
有人说，这只是“证据认识问题”。但当一个未成年人被羁押、被定罪，当关键无罪线索被压下，当程序关口一个接一个失守，就不能再用轻飘飘的“历史局限”解释一切。司法系统当然有复杂性，办案也有时代条件限制，可越是如此，越要追问：为什么纠错之后，责任却显得如此模糊？
张志超案之所以最近又上热搜，和最高法发布《人民法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有关。新规明确，司法人员对其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终身负责，退休、调离、辞职也不能自动免责。这本来是司法责任制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公众自然会问：既然终身负责，那么那些曾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案，责任到底由谁承担？承担到什么程度？
公开信息显示，检察系统曾对张志超案相关10人作出从党内严重警告到批评教育不等的处理。而当年该案核心公诉人朱学珍，2026年2月被任命为郯城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引发舆论强烈争议。从程序上说，党内严重警告等处分确有影响期，期满后可恢复相关资格；但从公众感受看，一个被指隐匿关键无罪证据、与重大冤案紧密相连的人，不仅没有明显退出办案核心岗位，反而获得提拔，这很难不让人怀疑“终身追责”是否真正长出了牙齿。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公开材料并未显示相关办案人员已被认定构成刑事犯罪。法律责任的认定必须严格依据事实和程序，不能凭舆论直接定罪。但“不构成犯罪”不等于“没有责任”，“内部处理”也不等于“公众可接受的交代”。司法公信力的修复，不能只靠国家赔偿和内部通报，更需要让追责过程经得起公开审视。
错案终身追责如果只停留在文件里，就会变成一种反向激励：办对了有风险，办错了有兜底，出了问题轻轻放下，仕途照样前进。这样的预期一旦形成，比单个冤案更危险。因为它伤害的不只是当事人，而是每一个普通人面对司法系统时的安全感。
真正的纠错，至少应包括三件事：第一，把错案形成机制讲清楚，哪些环节失守、谁该负责、为何负责；第二，让追责结果公开透明，不能只有当事人被动听几分钟通报；第三，对仍在司法岗位上的相关人员，应有更严格的任职审查和岗位限制。否则，公众会担心：曾经忽视无罪证据的人，今天是否仍掌握着决定他人命运的力量？
张志超案最沉重的地方，不是它曾经发生，而是它提醒我们：正义迟到，并不等于正义完整。平反只是起点，追责才是闭环。最高法新规已经释放出明确信号，接下来就看它能不能真正落到具体案件、具体责任人身上。
一个社会对冤案的容忍度越低，法治的底线就越稳。张志超失去的十五年无法重来，但至少应当让后来者不再重复他的命运。纠错不能止于赔偿，追责不能止于通报，终身负责更不能止于口号。否则，每一次“热搜式关注”，都会变成对司法公信力的一次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