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台北，陈诚接过台湾省政府主席的印信。此时的蒋介石还在大陆处理残局，台湾却已经成为国民党准备保留的战略据点。陈诚名义上掌握省政和警备事务，实际上面对的并不是一块可以独立支配的地盘。
这件事容易被后人讲成“陈诚先主政，蒋介石抵达后被迫让位”。事实没有这么简单。陈诚确实是蒋介石赴台前台湾最高层面的行政负责人，但他从未成为一个可以与蒋氏父子分庭抗礼的地方领袖。
陈诚赴台，有很强的危机背景。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体系迅速崩溃，陈诚此前担任东北行辕主任，承受了巨大压力。由于身体状况恶化，他一度在上海休养。就在大陆局势急转直下之际，蒋介石把目光投向台湾，陈诚也被安排提前前往整顿地方事务。
1949年1月5日，陈诚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同时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这个任命看似权力很重，手中既有行政系统，也有军事职务，实际上却带着明显的过渡性质：台湾需要有人维持秩序、筹备接收，更需要一个蒋介石信得过的人先行探路。
当时的台湾并不平静。日本统治结束后，岛内社会经历了政权转换、物资短缺和官民矛盾积累。1947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更使台湾地方社会与国民党当局之间留下深刻裂痕。陈诚接任后，既要稳定军政系统，也要修补地方关系，任务远比一纸任命复杂。
他采取的办法并不张扬。一方面，将警备、治安和行政力量重新整合；另一方面，频繁接触地方人士，试图让省政府恢复运转。陈诚很清楚，台湾不是自己的私人领地，自己只是替蒋介石守住一处关键据点。
有一次，身边人试探他的想法：“岛上事务如今都要依靠您，是否可以另作安排？”陈诚的回答很直接：“这里是校长的地方，我不过奉命办事。”这几句话未必是正式史料中的原话，却符合当时的权力格局：他有职务，却没有独立的政治基础。
蒋介石对台湾的部署，也不是从陈诚上任后才开始。1948年下半年起，国民党逐步把部分部队、军需物资和金融资源转移到台湾。汤恩伯、胡琏等部队先后进入东南地区，军事指挥权主要掌握在中央，而不是台湾省政府手中。陈诚兼任警备总司令，并不等于能够调动所有驻台军队。
这正是他后来主动交出权力的关键。军队听命于蒋介石，财政和人事也受中央控制，陈诚既缺乏独立军队，也没有能够支撑个人权威的地方派系。若要抗拒蒋介石，等于在台湾内部制造分裂，而当时国民党最害怕的正是这种局面。
陈诚与蒋介石之间还有一层特殊关系。陈诚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长期以蒋介石的部属自居。北伐以及此后的军政斗争中，他多次表现出对蒋的服从。蒋介石则把陈诚视为可靠的军事干部，虽有猜忌，却很少真正弃用。
不过，个人忠诚并非唯一原因。陈诚患有糖尿病，长期需要治疗，身体状况并不适合承担一个新政权最高领导人的全部压力。对他而言，保留职务、取得信任，比冒险争夺最高权位更现实。何况蒋经国也已进入台湾，蒋氏父子的政治安排不会给外人留下太多空间。
1949年12月，蒋介石抵达台湾后，陈诚没有表现出任何抵触。省政府、警备系统和各部门迅速转入以中央为核心的体系。陈诚继续担任省政府主席，却不再被视为台湾的实际最高决策者。与其说他突然“让位”，不如说他的临时性使命本就已经完成。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恢复“总统”职务。陈诚随后出任“行政院长”，成为蒋介石政权中的重要助手。这个安排很有意味：陈诚失去了省级权力的独立色彩，却获得了全国层面的行政位置，双方由地方主政与中央接管，转成了明确的上下级关系。
此后的陈诚，把主要精力放在土地改革、行政整顿和军队改编上。1953年，台湾推行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政策，陈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涉及军权、党权和最高人事安排时，他始终没有越过蒋介石划定的界线。
因此，蒋介石赴台后陈诚“主动让位”，并不是一次突然发生的权力交接，更不是陈诚先占据台湾、蒋介石再强行夺回。陈诚负责的是危局中的接管和维持，蒋介石要建立的则是以中央、军队和蒋氏家族为核心的长期统治。两者之间，从一开始就不是平等竞争，而是权力分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