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冬，北京，31岁的陈掖贤坐在姑母陈琮英家中，案头放着一封尚未封口的信。窗外寒意正浓，他几次提笔，又几次停下。信要寄给毛泽东，内容却不是汇报工作，也不是求助，而是对现实生活中一些现象的尖锐质疑。
这封信后来引起了不少议论。有人说它是在讽刺“大跃进”中的问题，也有人认为，陈掖贤只是把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困惑，用了过于激烈的方式表达出来。真正值得注意的，不只是那几句尖刻的话，更是写信人特殊的身世。
陈掖贤原名宁儿，1929年出生于湖北宜昌。这个名字与列宁有关，也寄托着母亲赵一曼对孩子的期望。只是，母子相伴的时间极短。赵一曼投身东北抗日斗争后，只得把年幼的儿子托付给亲属抚养。
1936年，赵一曼在珠河县被捕后英勇就义。那时的陈掖贤年仅7岁，尚不能真正理解母亲去了哪里。多年以后，他才从家人那里得知真相。母亲留给他的，不是一段平静的家庭记忆，而是一封遗书、一个英雄名字，以及周围人反复提起的牺牲。
这种成长经历，注定会在性格上留下痕迹。陈掖贤既为母亲感到自豪，也始终背负着一种难以言明的压力。他不能像普通青年那样只考虑个人得失，别人看他的目光，也常常先落在“烈士后代”这几个字上。
新中国成立后，在亲属和组织的帮助下，陈掖贤被接到北京读书。后来，他进入高校任教，成为一名知识分子。表面上看，他已经拥有了稳定的生活；但童年长期缺少父母陪伴的经历，并没有因此消失，反而使他对公平、责任和特权格外敏感。
1950年代后期，国家经济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粮食紧张，物资匮乏，许多普通家庭都在精打细算地过日子。陈掖贤平日生活清苦，对这种艰难并不陌生。偏偏一次在政协机关餐厅的用饭经历，让他心里很久无法平静。
那顿饭是父亲陈达邦邀请他去吃的。桌上有肉有菜，和他平日接触到的饭食形成强烈反差。父亲或许只是出于亲情，想让儿子改善一下生活，陈掖贤却越吃越不是滋味。他想到仍在困难中坚持的群众，也想到母亲当年与普通民众共同承担风险的生活。
饭后，他曾向有关方面反映自己的疑问，希望得到一个明确解释。得到的答复没有消除他的疑虑，反而让他觉得问题被轻轻带过。姑母陈琮英是任弼时的夫人，与许多老同志有交往。陈掖贤于是来到她家，决定把意见直接写给毛泽东。
他在信中谈到生活中的不平衡，也批评了当时某些脱离实际的做法。信的具体文字没有完整公开，但从后来流传的说法看，措辞相当尖锐，甚至夹杂着讽刺意味。一个31岁的大学教师，面对最高领导人直陈其事，这种举动在当时确实十分少见。
信送到中南海后，毛泽东看到了来信。据相关回忆，秘书说明写信人是赵一曼的儿子。毛泽东听到这个名字，态度发生了变化。赵一曼是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著名烈士，她留下的遗孤，自然有着特殊的身世背景。
有人把这件事简单解释成“烈士后代犯错，所以得到宽恕”，其实并不准确。陈掖贤的信并非毫无问题，讽刺性的表达也不值得提倡。但信中所触及的困难和不满，并非凭空捏造。那几年，经济工作确实经历了严重波折，许多政策在执行中出现偏差，群众生活承受了很大压力。
毛泽东看完后，据传只说了六个字：“算了，不追究了。”这句话没有为信中的尖刻措辞作肯定，却体现出对一个烈士遗孤的特殊体谅，也留下了进一步观察和教育的空间。与其把一个年轻人的冲动推向更严厉的处置，不如承认其中有现实困惑。
遗憾的是，陈掖贤后来并没有因此变得圆融。他性格执拗，言语直接，处理人际关系也不够成熟，在工作和生活中多次遭遇批评。家庭关系同样坎坷，父亲陈达邦于1966年去世后，他受到的精神打击更加明显。
1982年冬，陈掖贤在长期的精神困扰中去世，年仅53岁。他的一生没有按照人们期待的方式展开：既没有完全成为“烈士后代”的标准模样，也没能摆脱个人性格与时代压力的双重束缚。那封信之所以被反复提及，正因为它记录了一个人在特殊年代里，对公平、生活与理想的倔强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