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月30日，北京一间办公室里，弋阳县干部黄泽生见到了开国上将杨成武。谈话刚开始，杨成武便提起长征时期的老搭档，只是回忆录中写成了“王开湘”。一个字的差异，牵出了尘封半个世纪的冤屈。
黄泽生听着那些熟悉的战斗细节，很快意识到，书中的“王开湘”，极可能就是家乡那位多年没有消息的红军团长。杨成武回忆说，自己江西口音较重，口述材料在整理时，记录者把“黄”听成了“王”。
“他就是黄开湘，红四团的团长。”
这句话，让黄泽生再也无法控制情绪。因为在弋阳，黄开湘的名字曾经长期背着另一种说法：长征途中吃不了苦，离开了队伍，后来下落不明。
这段误会并非来自正式档案，而是战争年代信息中断后的一次错误登记。1951年，中央组织南方革命老区慰问工作，弋阳也在调查范围之内。工作人员需要登记革命人员和烈士家属情况，可黄开湘的亲属既不知道他的去向，也无法说明他是否仍在人世。
黄家遭受的苦难十分深重。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弋阳受到严重冲击，黄开湘的妻子带着女儿流离失所，几个弟弟也先后投身革命并牺牲。家族四散，消息断绝，留下的只有零碎传闻。
遗憾的是，一句没有依据的猜测，被写进了登记材料。此后，黄开湘在乡亲眼中成了“逃跑的人”，他的亲属也因此承受了多年的冷眼。一个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军人，竟在身后被错误地贴上了不该有的标签。
黄开湘出生于江西弋阳漆工镇，幼年家境贫寒。方志敏是他的亲属，也是在革命道路上对他影响很深的人。1926年，方志敏回乡开展农民运动，黄开湘以木匠身份作掩护，走村串户宣传革命，参与组织农民协会，逐渐成为赣东北早期革命骨干。
他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作战时喜欢使用斧头。那不是摆设，而是他熟悉的工具，也是近身突击时顺手的武器。久而久之，毛泽东、朱德等人便以“斧头将军”称呼他。这个称号背后，不只是个人勇猛，更说明他长期活跃在最危险的战斗一线。
进入中央红军后，黄开湘被调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杨成武担任政委。两人一正一副，配合默契。遵义会议期间，红四团承担警戒任务，连续多日守护会议区域。会议本身改变了红军的行进方向，而外围的安全工作，同样不能有半点疏忽。
四渡赤水期间，红四团还曾奉命掩护朱德脱险。部队撤退时得知朱德仍处在危险位置，黄开湘和杨成武带领精干力量抢占要点，挡住追兵，为总司令转移争取时间。红四团由此受到上级重视，也被一次次放到关键位置。
真正使黄开湘载入战史的，是1935年5月飞夺泸定桥。5月27日，红四团接到命令，沿大渡河向泸定桥急进，限期为后续部队打开通道。出发地距目标约三百二十里，山路崎岖，雨水不断，沿途还有敌军阻击。
打退阻拦后，剩下的路程仍然遥远。部队必须在极短时间内赶到，否则大渡河两岸的红军就可能被敌军截断。黄开湘和杨成武轮流给战士鼓劲，红四团以惊人的速度完成长途奔袭。
5月29日，部队抵达泸定桥。桥板已被守军拆去，只剩下十三根铁索，桥对岸还布置了机枪和火炮。黄开湘与杨成武研究敌情后，决定从二营二连抽调二十二名战士组成突击队，由连长廖大珠带队强攻。
下午，冲锋号响起。突击队员背着马刀，手扶铁索，冒着密集火力向对岸推进。敌军点燃桥头木亭，火焰挡住了去路，但突击队没有后退。有人冲过火场，有人用身体掩护战友，后续部队则不断射击压制敌人。
桥头被突破后，红军迅速铺设木板，后续力量沿桥冲过大渡河。泸定桥由此被控制，红军北上的通道得以保住。战报传开后，黄开湘和杨成武的名字与红四团紧紧连在了一起。
然而，胜利之后并没有太长的安稳日子。1935年11月，长征胜利结束不久，红四团奉命参加干部会议。黄开湘长途赶路，又在恶劣条件下受寒，随后感染伤寒。陕北当时医疗条件有限，高烧持续不退，病情迅速恶化。
杨成武后来回忆，两人分别后，黄开湘已经出现神志不清的情况。病中的他从身边摸到手枪，发生了无法挽回的意外。杨成武对此说得很明确：“他不是自尽，是病得太重了。”
黄开湘去世时年仅三十多岁。杨成武赶到时，老战友已经下葬，坟前没有墓碑，只有一块简陋木板，写着“红军团长黄开湘之墓”。他带走了黄开湘留下的手枪和手表，也把这段真实经历记在心里。
多年以后，正是这份回忆材料纠正了姓名，也纠正了死因。那位曾经被误解的红四团团长，终于和泸定桥、长征以及“斧头将军”这些历史事实重新连在了一起。迷雾散去时，黄开湘的功绩才回到它本应在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