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福建福州，时任福建省副省长的贺敏学被扣押，妻子李立英四处奔走，远在北京的李敏也把消息告诉了父亲毛泽东。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毛泽东没有长篇解释，只留下了一句评价：“你舅舅是个好人。”
这句话听起来平常，放在当时却有极重的分量。贺敏学身上被扣了“历史问题”的帽子，许多人明知情况并非如此，也不敢出面作证。相关情况传到北京后，福建方面很快接到指示，贺敏学才得以脱离关押。
贺敏学并不是凭借亲属关系进入革命队伍的人。他1904年出生于江西永新，1927年参加革命活动时，年仅23岁。那一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转战湘赣边界，部队兵力不足，处境十分艰难。
井冈山并不是一块天然的安全地。队伍能否在那里站住脚，既要看军事力量，也要看地方关系。贺敏学熟悉当地情况，又与袁文才等人有交往，曾参与协调秋收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根据地。这个环节看似没有枪炮声，却关系到队伍能不能找到落脚处。
毛泽东后来评价贺敏学，说他有“三个第一”：永新暴动时打响第一枪，秋收起义部队上山时第一个前往接应，渡江战役中率部较早渡江。这些话并非给亲戚脸面，而是对他早年经历的概括。
贺敏学的性格，也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形成的。敢担当，少绕弯，遇到事情宁愿自己吃亏，也不愿借用特殊身份。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从事工程建设，先后在华东、南京以及西北等地工作，后来调往福建。哪里任务重、条件差，他往往就被安排到哪里。
1954年，贺敏学进京开会，抽空去看望外甥女李敏。两人一起吃饭，临走结账时，李敏发现自己买书后所剩的钱，连回学校的车费都不够。贺敏学翻了翻口袋，同样没有多余的钱，只能感叹毛泽东对子女管得严格。
这件小事传到毛泽东耳中。第二天，他在丰泽园设家宴招待贺敏学。席间没有官场上的客套，更多是多年战友重逢后的叙旧。毛泽东谈起井冈山往事，也谈到贺子珍的生活，希望这位哥哥劝妹妹重新安排个人生活。
贺敏学沉默了一会儿，只说：“她认定的事，很难改变。”这不是推脱，而是他对妹妹性格的了解。贺子珍经历过战争、负伤和长期病痛，兄妹之间的感情，早已超过普通亲情，带有相互支撑的意味。
也正因为如此，1966年贺敏学被扣押后，他最牵挂的并不是自己的处境。李立英冒雨把他接回家时，他先问起贺子珍的身体和用药情况。自己刚从困境中出来，却先惦记远在上海养病的妹妹，这个细节被家人记了许多年。
获释后的贺敏学并没有重新回到权力中心。1969年以后，他虽然年事渐高，仍关心工程建设中的具体问题。对年轻技术人员，他常提醒，图纸不能只看表面，梁柱承重必须算清楚。话说得直，却不是为了显示资历，而是多年工程工作留下的习惯。
他一生最特殊的身份，确实是毛泽东的妻兄、李敏的舅舅。但这层关系没有替他换来优越生活，反而使他更加谨慎。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岗位上，他都尽量按普通干部的标准要求自己。
1988年4月，贺敏学在福州逝世，享年84岁。他留下的遗愿很简短：骨灰送往井冈山，不举行追悼会。1989年，家人将他的骨灰安葬于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那片山地，正是他23岁时参与迎接秋收起义部队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