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遵义老城那间长方形的会议室里，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站了起来。
年轻人29岁，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中央代表，名叫凯丰。他对着刚刚系统批判了博古、李德军事错误的毛主席，撂下了一句极刺耳的话：“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
会场一下子静了。
毛主席吸了一口烟，抬起头，不紧不慢地反问了一句：“你读过《孙子兵法》吗？你知道《孙子兵法》有几篇？第一篇叫什么？”
凯丰答不上来。
遵义会议
毛主席后来回忆说，“其实他也没有看过”。1936年10月22日，毛主席致电叶剑英、刘鼎时，特地要求“买一部《孙子兵法》来”。之后他认真研究《孙子兵法》，并在不久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中，直接引用《孙子兵法》共有3处。
凯丰与毛主席之间这场交锋，是遵义会议上最富戏剧性的一幕，也是他们一段特殊关系的起点。
凯丰原名何克全，1906年生于江西萍乡。1927年入团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入党，属于当时人们所说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他长期在青年团系统做宣传理论工作，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
遵义会议时，他站在博古一边，并非偶然。博古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两人在莫斯科就是同学，政治上一直走得近。会前，凯丰还专门去找聂荣臻谈话，想替博古拉票，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遵义会议最后作出了改变领导层的决定，凯丰的职务被暂时撤销。会后他甩下一句话：“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但“走着瞧”的结果，是凯丰自己先瞧明白了。
凯丰
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主席指挥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仗越打越活。
凯丰不是闭着眼睛不认账的人。大约两个月后，他公开在党内会议上宣布：“我收回在遵义会议上的观点，坚决拥护毛主席来领导我们的红军。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只有毛主席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党，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红军。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
这话说得斩钉截铁。凯丰也确实用行动兑现了它。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仗着人多枪多向中央要权，主张南下。凯丰旗帜鲜明地站在毛主席和党中央一边，写了一篇长文《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公开批评“西北联邦政府”是想把中央也“联邦”进去。
毛主席后来评价博古时说过一句“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这句话用在凯丰身上同样合适。
显而易见，毛主席没有因为遵义会议上的那一幕把凯丰搁在一边。相反，他看到了凯丰身上两样东西：知错能改的坦荡，和宣传理论上的真本事。
1937年，凯丰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同年底，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洛川会议上，他又被选为中央军委委员。
一个曾经在会议上公开顶撞过毛主席的人，被毛主席放到了党的理论宣传和军事决策的关键位置上。
延安整风期间，毛主席对凯丰的信任更加具体。
延安整风
1942年5月，中央成立总学委领导整风，成员一共五人：毛主席、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凯丰名列其中，与毛主席并肩工作。
这年秋天，毛主席把凯丰、陈云、博古叫到自己的窑洞里谈整风指导问题，开口便说：“我们这个会，也可以说是个神仙会。”语气轻松，像老友聊天。
也是在整风中，凯丰联系自己的过去，对教条主义错误和遵义会议上的表现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获得了党中央的谅解。
1942年4月，毛主席和凯丰联名发出请柬，邀请在延安的一百多位文艺工作者参加文艺座谈会。请柬上并列的两个名字，一个是在遵义会议上被凯丰讥讽过的毛主席，一个是曾经讥讽过毛主席的凯丰。
两个人坐在一起，署名同一张请柬，发给同一个会场。这个画面本身，就是对“不计前嫌”四个字最朴素的注解。
凯丰在整风中把“整顿三风”的内容概括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个概括被毛主席采纳，成为整风运动的经典表述。
毛主席在审改《解放日报》时，也专门征求凯丰的意见，在信里写了一句：“不愉快的事，让它过去就好了。”这句话既是对凯丰说的，也像是他对自己说的。
1945年中共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凯丰遇到了麻烦。
中共七大
许多代表对他当年在中央苏区推行“左”倾路线、在遵义会议上攻击毛主席的旧事耿耿于怀，不愿意投他的票。毛主席没有袖手旁观。他让凯丰在大会发言时对过去的错误作检查，争取主动，自己又三次做了解释工作，为凯丰争取代表们的谅解。
虽然凯丰最终仍然落选，但毛主席的态度已经摆得很清楚：一个人犯了错误，改了，就不该被一棍子打死。
1955年，凯丰查出癌症。毛主席托人给他捎了一句话：“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向前看。”
这年3月，凯丰在北京病逝，年仅4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