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自10月9日在央视一套播出以来，收视率稳居近两年革命题材剧之首。
湘江战役的血肉横飞，遵义会议的激烈交锋，四渡赤水的惊险博弈，这些大场面和大事件是全剧最吸睛的燃点，然而，这部剧拍的细节也令人泪目。
长征出发前夕，毛泽东在于都就病倒了，高烧到四十一度，两眼深凹，脸颊烧得通红。警卫员吴吉清吓坏了，跑到省政府打电话向瑞金报告。红军医院院长傅连暲连夜骑骡子赶了一百八十里路，走了一天一夜才到，确诊是恶性疟疾。
长征出发的时候，毛泽东的疟疾还没有完全养好，后来在行军途中反复发作，一会畏寒，一会高热。
那时候药品很缺，奎宁非常珍贵，只能在高烧危急的时候才用一点。
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只能坐担架行军。
然而，正是这段躺在担架上的日子，促成了改变中国命运的一次重大的转折点，他和同样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骑马的张闻天一路交谈，交换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看法，后来被称为“担架上的三人团”，开遵义会议就是那时候决定的。
周恩来则是在长征途中过于劳累，积劳成疾。
长征途中周恩来每到驻地就要参加中央或三人团会议，处理各军团来的电报，研究战情，下达作战命令，遇有紧急情况常常彻夜不眠。
1935年8月，沙窝会议之后，部队到了毛儿盖。
那天晚上，警卫员觉得首长说话声音有气无力，一摸，发现首长在发烧，请来医生一量体温，达到了39.5度。
最初以为是和别的战士一样得了疟疾，选择硬抗。但第二天就浑身烫得火炉一般，水米不进，腹泻不止，大便中有脓血，全身逐渐发黄，神志恍惚。
医生化验后，确诊为阿米巴痢疾合并肝脓肿。
这个病放到今天不算什么大事，但在过草地那种环境下，没有无菌条件，不可能做手术，连基本的消炎药都奇缺。
医生王斌（欧阳培龙扮演）的药箱里还剩几枚依米丁注射液，这是当时能找到的唯一对症的药，每天注射一两支，勉强控制住了痢疾的发展。
但肝脓肿还在恶化，高烧退不下来。医生想出一个土办法，用冰块敷在肝区，阻止炎症继续扩散。
几名警卫员凌晨出发，跋涉六十里抵达雪山脚下，用袋子装满冰块往回赶。六十里路，走回去时已经是凌晨两点，袋子里的冰融化了一大半。
三天后，周恩来逐渐恢复清醒，肝脓肿破溃后通过肠道排了出来。命算是保住了，但身体极度虚弱。
之后的过草地，他无法行走，彭德怀下令组织担架队，陈赓任担架队长，兵站部部长杨立三亲自参与抬担架，六天六夜，一百四十多个小时，抬着周恩来穿过了五百公里的毛儿盖大草地。
杨立三在走出草地的那一刻，他直接昏了过去。
首长尚且如此，普通战士的处境更不必说。
长征出发前，中央苏区就有四种常见病，疟疾、痢疾、疥疮、下肢溃烂。长征开始后，恶劣的行军环境又增加了肺炎、伤寒、胃肠病。
潮湿的衣物永远干不了，草鞋磨烂了脚底，野菜吃坏了肠胃，蚊虫叮咬传染疟疾，雪山上冻伤坏死，疾病像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始终咬着红军战士不放。
四路红军出发时总人数20.6万，结束时仅存5.7万。其中相当一部分减员并非倒在枪口下，而是死于疾病、饥饿和恶劣环境。
药品却几乎为零。
出发时预发了三个月的药品，总卫生部携带了200担药品器材，但随着战线拉长，药品消耗殆尽，笨重的医疗设备，包括全军唯一一台X光机，在行军中不得不掩埋或舍弃。
到后来，连纱布都没有了，只能用加了碱反复煮的棉布代替，没有凡士林，就用猪油牛油配软膏，没有夹板，就用竹片树皮代替，奎宁用完了，就熬青蒿、常山、柴胡来对付疟疾，没有消炎药，就用浓茶里的鞣酸给伤寒肠出血的战士止血。
傅连暲军医被毛泽东称为“红色华佗”，在过雪山时建议后勤多采购辣椒御寒，在经过藏区时发现伤寒肆虐，判断是饮水不洁引起，便让部队在火炉旁安置牛皮风箱增大火力，使水持续煮沸杀菌。
他还组建了一个14人的医疗培训班，白天行军治病，晚上给战士们上课讲解治疗和护理知识。
但即便如此，红三军团卫生部那个16人的“红小鬼”看护班，长征结束时12人牺牲，仅4人活了下来。
我们从小读长征，记住了飞夺泸定桥、巧渡金沙江，记住了爬雪山过草地这些宏大叙事；
但现在看到了在药品比子弹还珍贵的年代，一颗奎宁丸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而更多时候，战士们连奎宁都没有，只能嚼大蒜预防疟疾，用茶叶水洗伤口消炎，把猪油和草药捣在一起往溃烂的腿上糊。
《伟大的长征》这部剧之所以看得泪目，是因为它没有把红军拍成先知，我们的战士也是普通人，而我们的队伍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不痛不病刀枪不入，而是我们的先烈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从未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