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湖南长沙。王洪文两次前来见毛泽东，带来的不是一份具体工作报告，而是围绕“风庆轮”远航问题，对周恩来、叶剑英等老同志提出指责。毛泽东听完后没有顺着话题追问，反而当面问道：“是江青让你来的吧？”这句话，点破了王洪文身后的政治意图。
事情的起点，是一艘船。
1973年，上海江南造船厂建成“风庆轮”，这是新中国自行建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船舶能够下水，并不等于所有设备都已经成熟。经过检查，船上主机存在磨损等技术问题，交通部门因此主张先跑近海，待检修和试航完成后再承担远洋任务。
这是工程上的谨慎，却被“四人帮”抓住，指责交通部门执行的是“投降主义路线”。在强大舆论压力下，“风庆轮”最终承担了前往罗马尼亚的远航任务，并安排伴航船同行。结果，货轮平安返航。
有意思的是，远航成功并没有让争论结束。江青等人反而把这次成功解释成对交通部门的“反证”，认为既然船能回来，过去的谨慎就是错误。争论由技术问题转成了政治斗争，周恩来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也因此受到冲击。
王洪文第一次到长沙，正是被卷入了这场争论。毛泽东认为，相关问题已经由李先念等人处理，没有必要层层上报，更不赞成把一项具体工作扩大成路线问题。王洪文碰了钉子，却没有就此收手。
第二次见面时，他把矛头进一步指向周恩来、叶剑英。毛泽东的态度明显严厉起来：“你要团结老同志，不要再跟江青他们混在一起。”随后，他要求王洪文写检查。对于一个曾被寄予厚望的年轻干部来说，这不是普通的批评，而是一次公开的政治警告。
王洪文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答案不只在长沙，也在他的经历和能力结构中。
1935年，王洪文出生于长春一个贫苦家庭。少年时期，他没有接受完整教育，曾在农村劳动。1950年后，他参军并参加抗美援朝，在部队中做过通信工作。文化基础薄弱，给家人写信都曾需要战友代笔，这段经历后来成为他努力补课的刺激。
回国后，他在南京预备军官训练团学习，取得相当于初中的文化程度。由于部队整编，他没有继续留在军队，后来进入上海纺织系统工作。与许多从战争年代走出来的干部相比，王洪文缺少长期地方工作和军政管理经验，这是不能回避的事实。
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1966年以后上海的政治风暴。王洪文因张贴大字报受到处分，随后又因立场激进而受到张春桥等人的注意。他从普通工人迅速进入上海政治舞台，成为工人群众中的代表人物。
1967年，毛泽东在上海视察时见到王洪文。王洪文出身贫寒，又有农民、士兵、工人的经历，这种身份背景在当时具有特殊象征意义。1969年，他进入中央委员会；1971年林彪事件后，他参与处理有关人员，政治地位继续上升。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38岁的王洪文当选中央副主席，党内排名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这种跃升极为罕见，也使许多人把他视为年轻一代的重要人选。但政治声望上升，并不等于治理能力已经成熟。
进入中央工作后，王洪文在复杂政务、经济建设和干部关系处理上暴露出明显短板。他更容易接受江青等人的判断，也习惯把具体问题政治化。对技术部门的谨慎，他看成思想问题；对老干部的不同意见，他往往采取对立态度。
毛泽东看重年轻干部的朝气，却并不意味着容许其脱离实际。长沙两次谈话之后，毛泽东对王洪文的信任出现变化。1974年年底，邓小平重新进入国务院核心工作，担任第一副总理；1975年，他又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许多日常事务。这个安排，反映出毛泽东对实际工作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的重新倚重。
王洪文的政治位置并没有立刻消失，但“接班人”光环已经出现裂痕。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他继续站在江青一边。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等人采取行动，王洪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被隔离审查。那次长沙谈话，成为他政治道路转折中最早显露出的清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