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七十六,老伴李长贵跟我同岁,我俩在一个屋檐下过了五十三个春秋。城北那片老小区,八几年单位分的房子,墙皮补了又掉、掉了又补,铁框窗户冬天透风夏天渗雨,可住习惯了,哪儿也不想挪。儿子在深圳扎了根,一年到头回来一趟;闺女嫁在本市,隔三差五拎点水果来看看。日子平平淡淡,像白开水,没啥滋味,可也离不了。

说起来,我这辈子就李长贵一个男人,从前觉得天经地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老辈人不都这么过来的?可如今夜里睡不着,翻来覆去琢磨旧事,竟琢磨出一点不一样的滋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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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俩是经人牵线认识的。一九七〇年,我二十二,他二十三,都在县农机厂上班,我在食堂掌勺,他在车间抡钳子。食堂刘大姐说长贵这人老实本分,手艺好,家里就一个老娘,没拖累。我说那就见见。头回碰面在厂门口大槐树底下,他穿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手里捏着两张电影票,脸红得像熟透的柿子,憋了半天蹦出一句:“周玉芬同志,看电影不?”我问啥片子,他说《地道战》。我心里直乐,头回约姑娘看打仗片,这人可真够呛。可看他那手足无措的样儿又觉得有意思,就去了。散场他送我回宿舍,一路闷葫芦似的,到了门口才又挤出一句:“下回还看不?”我说看啥,他说《地雷战》。我笑得直不起腰,说你能不能换换样?他挠着头问那看啥,我说《卖花姑娘》吧。他第二天就买好了票,看完出来眼睛红得跟桃儿似的,我笑话他,他嘟囔“这电影太惨了”。处了一年多,看他实诚、不花哨,就领了证。

结婚那天在厂食堂摆了三桌,厂长证婚,刘大姐主持。婆婆坐主桌,脸拉得老长,嫌我家穷、陪嫁少。我爹走得早,我妈拉扯我和弟弟,两床被子一个暖壶就是全部家当。婆婆嘟囔了几句,李长贵拽拽她袖子:“妈,少说两句。”就这一句,我记了一辈子,觉得这男人靠得住。

婚后头几年,说不上什么感情不感情,就是搭伙过日子。他白天车间干活,我食堂做饭,晚上回来一块儿吃饭洗脚睡觉。他话少,我也不多嘴,一晚上说不上十句。我念叨食堂谁跟谁拌嘴了,他“嗯”一声;我说你能不能多应两声,他说“嗯嗯”。气得我干脆不说了。后来习惯了,他不吭声我就自个儿说,当他是棵会喘气的树。他呢,我说他就听着,偶尔笑一下,算是回应。

日子就这么淌过去。生儿子那年发大水,他蹚着齐腰深的水去卫生院给我送红糖鸡蛋,回来挨了厂长一顿批,说不要命了。他没吭声,第二天照常上班。闺女出生那年他评上先进,奖金三十块,全给我买了件枣红呢子大衣,我穿了好几年,后来胖了穿不下,压在箱底没舍得扔。

他有没有对不住我的地方?没有,这点我敢拍胸脯。他闷归闷,老实是真老实。厂里女工不少,他连句多余话都没跟人说过。有一回车间来了个女学徒,长得水灵,天天“李师傅”长“李师傅”短,带饭带水。闲话传到我耳朵里,我没吵没闹,晚上吃饭时问他:“那女学徒怎么回事?”他愣了愣:“什么怎么回事?”我说人家天天给你带饭。他说:“她带她的,我吃食堂的。”我说你吃了没,他说没吃,都给了徒弟老赵,那小子饭量大。我说那你咋不早说,他说“你没问啊”。我拿筷子敲他脑袋,他捂着脑门说“你打我干啥”,我说打你是轻的,下回有事回来先跟我说。他说“哦”。后来那女学徒再带饭,他真回来汇报了,我说你自己处理,他跟人家说“我媳妇不让我吃别人带的东西”,臊得姑娘脸通红,再没带过。这事我后来当笑话讲给闺女听,闺女说妈你心真大,我说心不大怎么着?你爸那人越管越别扭,不管反倒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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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一辈子没跟别的男人好过?说起来也没啥曲折。一是没机会——农机厂那帮男工,要么比他还闷,要么油嘴滑舌我看着就烦。二是没那份心,嫁给他那天起就觉得这辈子就他了,好坏都认。三是他这人不浪漫,可关键时候顶得住。我三十八岁那年得子宫肌瘤,做手术在医院躺了半个月。他天天来送饭,排骨汤、鸡汤、黑鱼汤换着花样炖,后来才知道他跟食堂大师傅学了整整一个礼拜,在家练手烧坏了两口锅。出院那天他骑三轮来接,车上铺了床被子怕我硌着。到家门口背我上楼,四楼,他快四十的人了,背到一半腿打颤,我说放我下来自己走,他说别动快到了。到了门口扶墙喘了半天,说“老了,背不动了”。我说你才四十就老了?他说“背不动就是背不动了”。

他有没有让我不痛快的地方?有。这辈子没说过一句“我爱你”,没买过一朵花,没带我出去旅游过。我六十岁那年说想去北京看天安门,他说行,等退休了带你去;退了休又说等孙子上幼儿园;孙子上幼儿园了又说等上小学。去年我说你再不带我去我就走不动了,他沉默半天说“那下个月去”。下个月他膝盖疼得走不了路,一查骨关节炎,医生让少走路。他说“去不成了”,我说坐轮椅也得去。上个月儿子回来,说推轮椅带我俩去北京,他嫌丢人不肯。我说丢什么人,我推你。他说你腰也不好。争了半天没去成,改成在手机上看旅游视频。他看完说“天安门还挺大”,我说废话,他嘿嘿笑。

以前我觉得从一而终没什么大不了,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谁不是这样?离婚的少,出轨的更稀罕。可老了老了,夜里睡不着偶尔瞎琢磨:这辈子就他一个男人,亏不亏?这话我跟闺女说过一回,她瞪大眼:“妈你都七十六了还琢磨这个?”我说七十六就不能琢磨了?她说那你想咋地,现在去找一个?我说滚蛋,就是说说。闺女乐了,说妈你年轻时候说这话我还觉得你有追求,现在说我就觉得你是闲的。我说我就是闲的。

其实也不全是闲的。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没跟别人好过,不是规矩管着,也不是没机会,是我压根没往那儿想。我这人脑子笨,一辈子就认一个理——嫁谁跟谁,跟谁过谁,不东张西望,不左顾右盼。这么过下来,踏实。

上个月社区搞金婚活动,给我俩拍了照、发了证书。回来路上他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说“五十年了”。我说五十三年了,你算数不好?他说“差不多”。我说差五年呢,什么差不多。他没接话,走了一会儿忽然冒出一句:“玉芬,下辈子还跟我过不?”我愣了,这是头一回问这种话。我说下辈子再说吧,这辈子还没过完呢。他说“哦”。走了几步又问:“那你下辈子想跟谁过?”我说不知道,到时候再说。他就不吭声了。

晚上吃饭闷头扒饭,半天不夹菜。我给他夹了块红烧肉,他吃了;又夹一块,又吃了。我说你是不是不高兴?他说“没有”。我说那你耷拉着脸干啥,他说“我在想下辈子的事”。我说想出啥了?他说“想不出来”。我说想不出来就别想,先把这辈子过完。他说“哦”。我有时候觉得这人一辈子没长大,七十六了还跟小孩似的,可我就吃他这套。

话说回来,到底有没有遗憾?实话实说,偶尔有那么一丁点。年轻时厂里有个上海来的技术员,会拉手风琴,说话文绉绉的,跟李长贵两个样。有一回他递了张条子,上头写“周玉芬同志,你很美”。我看了赶紧撕了,心砰砰跳,回家盯着李长贵看了半天,他正蹲地上修自行车,满手油泥抬头问“看啥”,我说没看啥。那事就过去了,我没跟任何人提过,他也不知道。后来技术员调回上海,临走跟我打招呼说“祝你幸福”,我说谢谢,你也是。他走了我站在厂门口发了会儿呆,回去给李长贵炒了四个菜,他问“今天啥日子”,我说“没啥日子,想吃就做”。这事我记了五十多年,今天头回说出来——不说不代表忘了,说了也不代表有什么,就像柜子里那件枣红大衣,不穿了,可还在那儿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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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俩在小区花园晒太阳,旁边一帮老太太唠谁家老头出轨、谁家老太太跟人跑了。李长贵听了一耳朵,扭头跟我说“那男的真不是东西”。我说你要是那男的,你出不出轨?他瞪我一眼:“我出什么轨?我连广场舞都不会跳。”我说那要是有人追你呢?他说“谁追我?我一个瘸老头子”。我说万一有人看上你退休金呢?他想了想说“那我也不干,我有你了”。我说你这话跟谁学的,他说“心里话”。我说拉倒吧,五十年没说过,今儿倒会说了,他嘿嘿笑。

晚上躺床上,他呼噜打得震天响,我推他一把,他翻个身消停了,过会儿又打上了。我听着这呼噜声心想,听了五十三年,烦是真烦,可哪天听不着了,估计还睡不着。

俗话讲“少年夫妻老来伴”,这话一点不假。没跟别人好过,亏不亏的,也就这么回事了。我这辈子就干了一件事——跟李长贵过日子,干得不好不坏,凑凑合合;他也就干了一件事——跟我过日子,俩人都没干好,可都干到底了。这就行了。人这一辈子,哪能什么都占全呢?挑了一条路走到黑,路上有个伴儿陪着拌嘴、陪着打呼噜,不就是最大的福气么?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