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陕北安定县一孔窑洞内，重伤卧床的谢子长与前来探望的刘志丹谈起根据地局势。外面寒风逼人，屋里的被褥并不厚，可谢子长牵挂的不是病情，而是前线和百姓。
谢子长是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之一。长期斗争中，他同农民接触密切，熟悉当地山川道路，也明白群众最需要什么。正因如此，陕北百姓称他为“谢青天”，这个称呼并非来自职位，而是来自日常相处中的信任。
病势加重后，谢子长清楚自己可能难以康复。他曾向刘志丹提出，若自己不能继续主持西北军委工作，希望由对方接替。刘志丹听后十分激动，回答说：“只要你在一天，这个位置就还是你的。”这不是客套话，而是战友之间对彼此责任的坚持。
刘志丹临走时发现谢子长的被子太薄，便劝他换一床。谢子长却说，炕是热的，薄一些不要紧。这样的细节，后来被儿子谢绍明记在心里。对一个长期在战火中生活的人来说，节俭不是刻意表现，而是多年革命生活留下的习惯。
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因伤势恶化在安定县逝世，年仅38岁。他临终前仍惦记群众，留下了“我给老百姓做的事情太少了”一类的感慨。那年冬天，陕北下过一场小雪，乡亲们得知消息后悲痛不已，把雪看作对这位总指挥的悼念。
谢子长去世时，长子谢绍明已经十岁。这个孩子很早便跟随父亲辗转生活，亲生母亲去世后，由继母史秀云照料。父亲离世后，史秀云带他前往延安，在党组织和战友们的帮助下，他进入延安鲁迅师范学校学习。
有一次，刘志丹问谢绍明长大后想做什么，孩子回答：“想和爸爸一样，当红军，为老百姓做事。”那时的谢绍明还不可能完全理解战争的残酷，却已经把父亲的选择看成了自己的方向。
遗憾的是，谢子长托付儿子的战友并没有等到长久照料他的机会。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在东征战役中牺牲，年仅33岁。短短一年多时间，谢绍明先后失去了父亲和刘叔叔，这段经历也深刻影响了他此后的人生。
谢绍明十四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他被派往莫斯科大学学习，回国后投身航空工业和科技管理工作，先后在哈尔滨、沈阳的航空工厂任职，承担过副厂长、厂长、总工程师等工作，后来又担任国家科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并享受正部级待遇。
他的道路并不是简单地重复父亲的战场生涯，而是把家国责任放到了科技建设中。参加工作后，谢绍明长期关注技术进步和农业发展，曾主持、参与科技扶贫项目，努力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提高农业生产能力的办法。这与谢子长生前惦念农民生活的出发点，形成了特殊的承接。
谢子长家族的牺牲并不止于一人。其大哥谢德惠曾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后来因病无医去世；二哥谢占元因支持革命被捕，受尽折磨后牺牲；侄儿谢绍斌也因开展革命宣传被敌人杀害。据后人统计，1929年至1935年间，谢家有多人参加红军和地下工作，牺牲者达九人。
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中成长起来的谢京帅，是谢子长的侄孙女。她出生于1963年12月，十七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在陕西工业经济学院学习。毕业后，她没有直接依靠家庭声望安排道路，而是从子长县李家岔乡的基层工作做起。
基层经历使她熟悉县乡事务，也让她逐步形成了务实的工作作风。后来，谢京帅曾任汉中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2018年9月任陕西省委巡视组组长。她还撰写过回忆谢子长的文章，记录家乡山川与家族往事。
在谢京帅看来，先辈留下的并不只是一个烈士称号，更是一种对普通百姓负责的态度。她曾用山丹丹花比喻家乡的记忆，认为那些牺牲者已经融入故土，也融入后辈的成长经历。这种表达，带有家族记忆，也有陕北革命传统的地域印记。
谢家的后人并非都走上政工或科技岗位。2006年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时，谢子长后代谢石还是一名学生，却因品学兼优被选为红军后代代表，参加浙江的纪念活动。其父谢祝佩夫妇从子长出发，经延安、西安前往杭州，特意走了一段不同于孩子的路线，希望让他多了解先辈走过的地方。
2019年8月，谢祝佩又带着年仅四岁的孙女谢昕桐回到谢子长故居祭奠。孩子已经是家族的第五代后人。院落里，老人向晚辈讲述亲人的名字和经历；这些看似平常的家风传递，构成了谢家延续多年的记忆方式。
晚年谢绍明居住在北京郊区，仍参加党史座谈，向年轻党员讲述陕北斗争、科技建设和扶贫工作的经历。他常提醒后辈：“不要忘本，要干好本职工作。”这句话没有华丽修饰，却与谢子长临终前对百姓的牵挂，隔着数十年形成了清晰呼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