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6月,江西南部,彭德怀、滕代远主持红五军与红八军合编,红三军团由此成立。这个番号后来成为红一方面军的重要骨干,但在最初的岁月里,部队装备简陋,兵力有限,几位师长往往要亲自冲在最前面。
那时的师长,不像后来人们想象的那样坐镇后方。他们既要判断敌情,也要带兵突击;既要安置伤员,还要在部队出现动摇时稳住军心。红三军团早期的几位师长,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走上历史舞台。
红一师师长李实行,1902年出生于湖南衡山。读过中小学,原本从事教育工作,后来因参加农民运动走上革命道路。他曾以经营书店为掩护开展工作,入党时的介绍人是毛泽民。
1928年,李实行参加浏东游击队。凭借果断干练的作风,他很快成为游击队负责人。部队编入红五军后,他随军转战湘赣边区。1930年7月,他担任红五军第一师师长,参加了中央苏区早期的反“围剿”作战。
第三次反“围剿”期间,李实行亲自带队争夺高地,左脚被子弹击中,伤势很重。身边人劝他先撤下去,他却坚持说:“阵地还没有稳住,不能现在离开。”战斗结束后,他才被送去救治。遗憾的是,伤口感染严重,最终牺牲。
一名读书人,成为冲锋在前的师长。李实行的经历,说明早期红军干部并非单纯依靠资历上升,而是在一次次危急关头用行动赢得部队信任。
红三军团另有一位师长郭炳生,他的结局却完全不同。郭炳生1908年出生于湖南湘潭,其父郭得云曾是彭德怀在湘军中的老班长,早年还救过彭德怀。郭得云去世后,彭德怀把年仅14岁的郭炳生接到身边,供他学习和接受军事训练,几乎视如己出。
平江起义时,郭炳生已经跟随彭德怀参加革命。由于作战勇猛,他先后担任大队长、纵队司令和师长,在红军队伍中升迁很快。许多人都认为,只要他始终坚持下去,前途本来不可限量。
然而,1932年局势艰难之时,郭炳生逐渐表现出畏缩和擅自行动。彭雪枫、黄克诚等人曾对他进行劝告和批评,他表面答应,实际却没有改变。
同年8月下旬,江西宜黄、乐安一带发生战斗。彭雪枫带领部队担负掩护任务,准备让郭炳生率部撤离。不料郭炳生带着部分部队脱离主力,向国民党控制区域移动。彭雪枫得知后立即追赶,追回了其中一部分人员,郭炳生却趁暴雨掩护,带着少数人投敌。
彭德怀听到消息后十分震怒,曾斥责道:“叛变投敌,子不如父,甚为可耻。”这句话不只是对郭炳生个人的痛惜,也包含着对信任被辜负的愤怒。
投敌之后,郭炳生被任命为国民党新编第三十七师师长,并被用来攻击和瓦解红军。后来,他亲自到南丰白沙一带阵前喊话,试图劝红军投降,却被红军射手击中身亡。一个曾被彭德怀亲自抚养、重点培养的人,最终死在与旧部对阵的战场上。
红四师师长何时达,原名何章杰,189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家中兄弟姐妹较多,只有他得到读书机会。他曾经做过教师,后来受五四运动影响投笔从戎,先后进入湘军讲武堂和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
何时达参加过东征、北伐,作战经验丰富。大革命失败后,他选择站到共产党一边,曾被捕受刑,却没有泄露组织秘密。1928年,他带领平江县挨户团参加红军,成为一名重要军事干部。
1930年夏,红三军团向湖南推进,准备攻打长沙。平江一带战斗中,何时达率部击退国民党军多次进攻。战斗间隙,他曾到阵地看望伤员,提醒大家:“趁有空赶紧吃饭,吃饱了才有力气继续打。”
敌军再次冲来时,他放下饭碗,拔出手枪带头冲锋。何时达并不是只在后方下命令的人,而是习惯于亲自带队突击。也正因为如此,他在战斗中被流弹击中腹部,最终牺牲,年仅34岁。临终前,他仍叮嘱部下要继续向长沙推进。
红六师师长陈毅安,1905年出生于湖南湘阴,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同期。北伐时期,他曾在卢德铭部任职,参加秋收起义后,又经历了三湾改编和井冈山斗争。
陈毅安在高陇、永新、龙源口等战斗中表现突出。红军主力撤离井冈山后,他留下坚持斗争,并参与黄洋界保卫战。那场战斗中,井冈山军民击退进攻部队,成为井冈山斗争中的重要一幕。
1929年,陈毅安因腿伤回乡休养,一度与组织失去联系。1930年7月重新归队后,他参加攻打长沙的行动,担任前敌指挥。部队撤退时,为了掩护军团机关转移,他在战斗中身中数弹,牺牲时只有25岁。
彭德怀始终记着这位年轻将领。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为陈毅安题词:“生为人民生得伟大,死于革命死得光荣。”红三军团早期几位师长的命运,也由此呈现出鲜明对照:三人倒在战场上,一人背离队伍;而他们共同经历的,是红军创建时期最严酷、最直接的生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