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冬，北京西郊的一间办公室里，陈赓面对摊开的军事地图，连续工作到深夜。此时的他，已经不是前线冲锋陷阵的旅长，而是总参谋部的重要负责人。粟裕因身体原因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后，陈赓一度代理总参谋长职务。这个任命并不突然，早在红军时期，他就已经是军中颇受重视的指挥员。
陈赓的军旅起点很早。1922年前后，他参加革命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黄埔时期，他既有湖南人的果断，也有很强的临场判断力。蒋介石曾在一次险情中得到他的救助，这件事后来广为人知。陈赓并非只凭勇猛取胜，他善于观察，敢于在关键时刻作出不同寻常的决定。
1927年南昌起义时，陈赓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第一营营长。起义部队南下途中，他腿部负伤，之后转入上海，在中央特科从事秘密工作。那几年，他频繁更换身份，承担联络、侦察和营救任务。能在复杂环境中长期保持冷静，使他后来面对战场突变时，总能比别人更快找到突破口。
1931年，陈赓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担任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有关领导职务，参与根据地建设和反“围剿”作战。一次作战中，他再次负伤，转赴上海治疗，却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关押期间，他设法逃脱，重新回到革命队伍。1933年以后，他进入红军学校任职，后来担任彭杨步兵学校校长。
这段教员经历容易被忽视，实际上对陈赓影响很大。前线指挥靠胆识，训练部队则要把战术讲明白、练扎实。他长期研究步兵分队的火力配置、地形利用和协同动作，逐渐形成了重视基础训练的作风。日后担任高级指挥员时，他能迅速看出一支部队的问题，往往不是靠空泛判断，而是从一个连、一个营的动作细节入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赓担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旅长。386旅在山西作战期间，多次打击日军运输线和据点，逐步建立起灵活机动的作战特点。陈赓不喜欢把部队摆成一条僵硬的防线，而是利用山地道路、村庄和夜色调动敌人。日军曾把他视为重点对手，这并非偶然，386旅的战斗力已经在太行、太岳地区打出了名声。
有一次，部队研究敌情时，参谋提出正面硬攻。陈赓没有立即同意，只问了一句：“敌人的粮车从哪条路走？”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点出了他的指挥习惯：先找敌人的薄弱环节，再决定兵力投向。许多战斗中，他并不追求场面上的猛烈，而是力图用较小代价换取更大效果。
解放战争时期，陈赓先后指挥太岳部队和晋冀鲁豫野战军有关部队作战。1947年以后，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他率部挺进豫西，建立新的作战区域，牵制国民党军兵力。1948年淮海战役期间，陈赓部队承担了重要的机动作战任务；1949年渡江以后，他又率第四兵团向华南推进，参加解放江西、广东、广西等地的作战。
如果只拿战果数字作比较，陈赓未必能与粟裕简单排出高下。粟裕长于大兵团决战，陈赓则在山地作战、运动战和部队建设方面经验突出。两人的指挥风格不同，但都能在复杂局面中抓住关键。所谓“资历比粟裕高”，主要是指陈赓参加革命更早、黄埔经历更早、担任高级职务也较早，并不意味着所有战役指挥都高于粟裕。
新中国成立后，军队建设逐步由战争状态转向正规化、现代化。1954年，陈赓出任副总参谋长，分管作战、训练等工作。他熟悉基层部队，也接触过大兵团指挥，因此在研究军队编制、合同作战和军事训练时，能够把理论与实战联系起来。会议上遇到复杂问题，他往往不绕弯子，直接追问部队能不能执行、执行需要什么条件。
遗憾的是，长期负伤和高强度工作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陈赓患有心脏病，仍经常参加会议、审阅图表和检查训练。1957年粟裕因健康原因离开总参谋长岗位后，陈赓代理了总参谋长工作。但代理并不等于正式接任，军队最高层还要综合考虑健康状况、工作负担和机构安排。
陈赓任职期间，依旧保持前线将领的工作节奏。有人劝他减少外出，他只是说：“事情总得有人去看。”这句话是否为当时原话已难完全核实，却符合他一贯的作风。身体已经多次发出警告，他仍把大量精力放在部队训练和军事建设上。
1958年，中央军委任命黄克诚担任总参谋长，陈赓转任军事工程学院院长，继续参与国防建设和军事教育。若以身体状况允许为前提，陈赓确实具备正式担任总参谋长的资历与能力；但军队高级岗位不仅看战功，还要看长期工作承受能力。对当时的陈赓而言，心脏问题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限制。
1961年3月16日，陈赓在上海病逝，终年58岁。此时距离他代理总参谋长已经过去数年。一个从黄埔军校走出的年轻军人，经历秘密战线、抗日战场和解放战争，最终把晚年的主要精力放在军事教育与国防建设上。倘若身体能够支撑更久，他在军队领导岗位上的位置，或许还会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