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 人民网·邓小平纪念网《“我的工友邓小平”》《“特殊时期”岁月里的那件工装》，求是网《小平小道：改革开放的策源地》，光明网《邓小平在被监督劳动的日子》，中新社《小平“特殊时期”谪居江西二三事》，金陵晚报《将军楼里的“囚徒”走出了两条“邓小平小道”》，文汇报相关报道，凤凰网《复出的步伐——邓小平在一九七三年》，中国青年网《小平小道：一条小路踏出“春天的故事”》，百度百科“罗朋”词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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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0月下旬，南昌近郊新建县的一座小厂里，开了一次范围不大的会。
主持会议的人是厂里的一把手。
他向在场的职工交代了一件事：不久之后，会有一位被安排到江西生活的老同志，来厂里参加劳动。
这个消息，厂内的人要严格保密，对外不能说，对家里人也不能说。
这位老同志是邓小平，当年65岁。
他和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从北京来到江西，住在南昌陆军步兵学校的一栋小楼里。
每天劳动的地方，是离住处约一公里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
这是一个修理农机配件的小厂，全厂有八十来人。
主持会议的人叫罗朋，当年54岁，是这家小厂的革委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
二十多年前，他在晋冀鲁豫军区的机关里工作过，听过邓小平作的报告。
二十多年后，两人在一座偏僻的农机修理厂里再度相遇。
一个是被安排来劳动的老首长，一个是负责接待和看护的厂书记。
此后是三年零四个月。1973年2月，邓小平离开江西，回到北京，重新恢复工作。
这段历史已经被反复讲述，但厂里那位书记后来的经历，被谈起的次数要少得多。
他离开拖拉机厂之后，先后到过哪些岗位，又在什么时候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一】1969年秋：一处被反复斟酌过的落脚点
要说清罗朋接下的是什么差事，得先交代邓小平当时的处境。
邓小平1904年出生在四川广安。
1920年，他十六岁，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的工厂里做过工，后来又去了苏联学习。
1927年回国之后，他先后参加了百色起义和中央苏区的工作，经历了长征。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与师长刘伯承共同指挥部队在太行山一带作战。
解放战争时期，他与刘伯承一起率部挺进大别山，随后渡江南下，解放南京，再进军西南。
新中国成立后，他由西南调到北京，长期在中央和国务院担任重要职务。
特殊时期开始之后，邓小平受到错误的批判，原有职务被停止，生活与工作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到1969年，他离开原来的岗位已经两年多，居住地和活动范围也有诸多限制。
这一年的10月，一批老同志在战备疏散的安排下，被分别送往外地。
邓小平被定在江西。按照当时的安排，他与卓琳是以“战备疏散”的名义来到江西的。
选在江西，是一个事先斟酌过的结果。
关于落脚点的选择，有一个被多处史料提到的细节：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江西方面的负责人，要求不要把邓小平安排在赣南山区，而是安排在南昌市郊。
南昌市郊离省城近，交通和医疗条件比山区好，管理上也便于照应。
这一通电话，大体上框定了邓小平此后三年多的生活范围。
1969年10月下旬，邓小平夫妇与继母夏伯根乘飞机抵达南昌，降落在市郊的向塘机场。
省里先把他们安排在招待所，几天之后，才驱车前往居住地，即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
据《复出的步伐》等资料记载，到10月26日，邓小平一家在新建县的住处安顿下来。
他们居住的小楼，原本是步校校长的住处，人们习惯称它“将军楼”。
这是一栋带有院落的两层小楼，邓小平的卧室和书房都设在二楼。
楼位于军事驻地内部，外人进出需要经过营区的哨卡，对于防止外界的冲击，是一个相对稳妥的安排。
当时的新建县望城岗一带，是典型的丘陵地带，田地之间点缀着零星的村落。
从将军楼到省庄村的拖拉机修造厂，沿着田埂走大约一公里。在此之前，这里没有任何值得外人关注的地方。
邓小平一家有专人负责联络和照看。
省里派了一位名叫黄文华的干部担任监护人，负责生活安排与日常联系。
他到岗之后，与邓小平谈起称呼的问题，邓小平请他直接以“老邓”相称，不必使用别的称呼。
邓小平夫妇安顿下来之后忙碌了几天，把基本的生活用品备齐，随后提出要到附近的拖拉机修造厂参加劳动。
这个请求，与省里事先的安排是吻合的。
他到江西不久，也向中办主任汪东兴写信，请安排人把他在北京家中的一些衣物和图书托运过来。
这些书在此后三年多里，成了他每天下午和晚上主要的活动内容。
【二】从香港船厂到太行山：罗朋的来路
厂里的这位书记，有他自己的一段履历。
罗朋，1915年出生，祖籍广东番禺。
他三十年代前期就读于番禺县立中学，1935年到香港的船厂当学徒。
船厂的学徒生活，让他早早接触了工人群体和机械作业。
1938年，全面抗战进入第二年。
这一年6月，罗朋经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介绍，前往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他在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大是当时培养军政干部的主要学校之一，学员毕业后大多被派往各个根据地和部队。
1945年5月，罗朋被分配到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担任教育科副科长。
这一职务让他成为刘伯承、邓小平的部下。
晋冀鲁豫军区是在太行山区建立起来的一块重要根据地，司令员是刘伯承，政治委员是邓小平。
机关的干部有机会参加首长主持的会议，也有机会听首长作报告。
抗战胜利之后，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中原，随后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进军华南、西南的作战。
1949年以后，罗朋随南下工作团到了华南。
此后他历任广东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海南行署公安局局长。
海南当时刚刚解放不久，治安和边防的任务不轻，这一阶段的工作，使他逐渐积累了公安系统的经验。
1956年，罗朋被调往北京，在公安部担任边防方面的一个局的副局长。
这是他履历中位置最高的一段。
转折出现在1959年。这年秋天的“反右倾”运动中，罗朋因对“大跃进”“大炼钢铁”中的弄虚作假、浮夸风表示不满，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官，下放到青海农村劳动。
他从北京的机关干部变成了青海农村的劳动者，岗位和生活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61年初冬，罗朋被调到江西。
他先在省农垦厅担任调查设计处处长，1962年任江西省物价委员会主任，同年冬被调到江西蚕桑垦殖场任党委书记。
蚕桑垦殖场是一家国营农场，位于江西的丘陵地带，主要从事蚕桑生产和垦殖。
从机关到农场，他的工作性质已经与此前完全不同。
随后，特殊时期开始，罗朋再度受到冲击。
他被下放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这家偏远的小厂，担任革委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
到1969年秋天，54岁的罗朋，已经走过了船厂、抗大、太行山、海南、北京、青海、江西这样一串地点。
他在这家八十来人的小厂里，管着修理农机配件的日常生产，职工中既有老工人，也有被调来的干部。
厂里的老工人们对这位书记的评价，可以从后来的回忆中看到端倪。
中新社2004年采访了当年在车间工作的陶瑞缙，他讲到，罗朋是一位老干部，1938年参加革命，曾在公安部担任局级职务，“很有头脑”。
陶瑞缙的原话稍长，这里只取其意：罗朋接到任务之后，是从整顿厂容这类具体事项入手的。
这里要说明一点：罗朋与邓小平虽有二十多年前的上下级经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有私下的往来。
罗朋做的，是一个厂领导应当做的事：在省里确定的框架下，把安全、劳动和保密三项要求落到实处。
【三】接到任务之后：一座小厂的三项要求
1969年10月中旬，省里来人了。
来人是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陈昌奉，同行的还有办公室主任程惠远。
光明网的资料说，他们专程到拖拉机修配厂，向罗朋布置任务，开门见山地说，省革委会研究决定，把一项重要任务交给这家厂。
这项任务被概括为三点。陈昌奉强调，第一，必须确保邓小平百分之百的安全；第二，每天安排三四个小时的劳动；第三，严格保密，只能让厂内工人知道。
三点之中，安全是底线，劳动是安排，保密是手段。三者缺一，任务就无法完成。
从后来公开的材料看，罗朋拿到这三项要求之后，没有等上级再来第二次交代，而是很快召集了支部会和全厂职工大会。
会上最重要的内容是保密。
罗朋在全厂大会上宣布，不许把邓小平来厂的消息透露给任何人，包括家人，以防造反派来闹事。
保密之外，还有一整套安全措施。
第一，成立保卫小组。
厂里成立了由7人组成的安全保卫小组，并派一名老党员把门，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只能在厂部接洽工作，不准进车间。
这个小组的成员主要是政治上可靠的老党员，职责是守住厂门和车间。
第二，清理厂区。
当时的厂区里，和邓小平有关的标语、大字报随处可见。
老工人陶端缙回忆，罗朋借着大扫除的名义，把厂区原来与邓小平有关的标语洗掉了。
金陵晚报的报道则写到，被清除的有“打倒刘邓陶”一类的标语和大字报。
这一步看似是整理环境，实际上是在避免邓小平一进厂就面对针对自己的口号。
第三，选定劳动地点。
罗朋决定把邓小平夫妇的劳动地点定在老工人多、人员素质好的修理车间。
车间主任陶端缙是厂党支部委员，也是一位老工人，执行任务的态度很坚决。
修理车间人数不多，工人之间彼此熟悉，对外来人员的警惕程度高，比其他车间更适合承担这份工作。
第四，改善基本设施。
罗朋还让人专门修了一间单独的厕所，供邓小平使用，以保证安全。
这在今天看起来是一件很小的事，但在当时，厂里的公共设施有限，单独设置一间厕所，是为了减少邓小平与不相干人员的接触。
第五，修一条路。
邓小平的住处和工厂之间，沿着田埂本有一条曲折的小路，雨天泥泞，行走不便。
工人们自发从工厂后墙开了一个小门，用炉灰渣铺了一条小路，直通陆军步兵学校的住所。
炉灰渣是工厂自己的废料，铺成的这条路约500米长。后来人们把它叫作“小平小道”。
第六，门卫制度。
1969年11月28日，厂里公布了一条门卫制度，规定非本厂人员不得进入厂区，厂内人员不得进入修理车间，工人出入厂门须经门工允许，共有8条。
这一制度的公布，距离邓小平第一天到厂已有约一个月，说明保密和安全工作是随着实际情况逐步完善的。
这些措施里，有的是上级交代的，有的是罗朋根据厂里实际补充的。
无论哪一类，落到工人头上，都是需要日复一日执行的具体规矩。
对于邓小平而言，进厂的第一天意味着一次明确的角色转换：他不再是机关里的领导者，而是车间里的一名劳动者。
他穿的是一件蓝布衬衣，这件衬衣后来被保存下来，衣领和袖口还能看到洗不掉的油渍。
车间里的工人，不少人曾在新闻和大字报上见过这位“大领导”的名字，却从未见过本人。
陶端缙回忆，他们在老邓到来前几天才接到通知，厂领导告诉他们，一要做好保密，二要让小平在这里安心劳动。
围绕邓小平夫妇的劳动安排，另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罗朋在布置迎接工作时，不仅考虑了厂内，还考虑了厂外。
有造反派的人在厂子周围打听过邓小平是否在厂里劳动，工人敏锐地察觉到异常，当即回答说不知道，并立刻向罗朋汇报。
罗朋随后再次向全厂强调：不管谁来问，一律说不知道，这是纪律。
三年多的时间里，这样的盘问不止一次，但都没有把这个消息传出去。
而厂里的上下关系、职工的纪律意识，则是保密成功的重要基础。
在罗朋当时的位置上，他所面对的处境是这样的：自己在1959年因“右倾”被免职；1969年，仍属受到审查和改造的对象；手中管着的，是一座规模很小、但随时可能受到外界关注的工厂。
他接下的不是一项普通的行政任务，而是一项风险不小的责任。
万一消息外泄，厂里无法保证邓小平的安全；而如果在安排中被指为“照顾过度”，也可能再度受到批评。
好在整个过程中，他把握住了分寸。
他没有任何出格的举动，所有的措施，都能在“确保安全、保密”的名义下找到依据。
1969年的冬天，小厂里的日子一天天平稳地过去。
邓小平每天在车间里劳动，罗朋则把厂里的事一件件安排到位。
往后的三年多，这家小厂将迎来省里的监护人、北京的来信、一次次政治形势的变化，也将迎来1973年2月那个清晨的送别。
而当邓小平离开江西、再度走进北京的会议室时，没有人想到，那位留在拖拉机厂的书记，几年之后会收到一份让整个厂区都为之意外的调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