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广州，梁灵光面对的难题并不抽象：市民买鱼买菜不容易，市场供应也不稳定。刚到广东不久，他便把目光落在这些日常事上。改革若不能让百姓感到变化，政策就难以真正站稳脚跟。
梁灵光提出调整水产品购销办法，取消塘鱼派购，允许渔民自产自销。这个决定触动了原有的流通方式，却让生产者多了主动权。几年后，广东鱼产增加，市场供应改善，南鱼北运也逐渐形成规模。看似只是鱼价和卖鱼渠道的问题，背后其实是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这份务实，和他的出身并不矛盾。梁灵光1916年生于福建永春一个富裕的儒商家庭，受过私塾教育，后来到上海求学。家境优渥，并没有把他留在安稳生活里。九一八事变后，他开始关注国事，在上海参与进步活动，因宣传抗日遭到学校开除。
1934年回到厦门后，他在刊物工作，参与撰稿和编辑，揭露日本侵略。刊物遭查封，他一度辗转避险。此后到马来亚任教，又组织华侨抗日团体，借助当地侨界力量募集支持。抗战全面爆发后，他返回国内，投身敌后工作。
在苏北，他参与组建抗日武装，承担政治工作，也做地方政权建设。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任如皋县县长，发动群众建立抗日组织，组建地方武装。后来在南通、苏中等地工作，既要应对军事斗争，也要让基层行政运转起来。这种经历，使他熟悉生产、交通和基层治理之间的牵连。
解放战争期间，梁灵光先后在部队任职，参加苏中、淮海、渡江等战役。1949年厦门解放后，他出任厦门市首任市长，并兼任市委书记，着手恢复生产和城市建设。战后接管城市，难处往往不在口号，而在工厂能否开工、道路能否通行、居民生活能否逐步恢复。
此后他在福建负责工业和经济工作，参与交通建设，也积累了地方治理经验。1977年调任轻工业部部长后，他面对的是轻工业生产和管理体制的调整。到1980年11月，梁灵光调任广东省委书记，接替杨尚昆。广东毗邻港澳，又有大量侨乡，条件特殊，机会与压力都摆在眼前。
他没有把改革只理解为招商引资。交通瓶颈不打通，货物就难以流动；基础工业薄弱，外来项目也难以扎根。洛溪大桥建设中，广东尝试以贷款方式筹资，并以通行费偿还。梁灵光为项目联系香港企业家霍英东。大桥通车后，广州南部交通得到改善，也为后续路网建设提供了经验。
广深高速公路的推进，同样体现了这种思路。修路投资大、回收慢，决策并不轻松，但广州与深圳之间的交通需求已经显现。广东组织勘测和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两地的快速通道。道路不是孤立工程，它带动人员、货物和资金流动，也改变了珠江三角洲的空间联系。
经济特区建设，则需要另一种胆识。深圳、珠海、汕头设立经济特区后，广东成立相关工作机构，协调建设中的重要问题。梁灵光重视侨乡资源，推动侨务政策落实，吸引华侨投资；同时推动珠江三角洲开放布局和经济体制改革。外资来了，若缺少基础设施、产业配套和稳定办事机制，项目仍难落地，这一点他看得很清楚。
广东的改革并非一路顺风。价格调整、企业经营和外贸流通都牵涉既有利益，稍有迟疑，生产活力便可能受限。梁灵光支持国有企业探索承包经营，也推动减少外贸流通环节。韶关钢铁厂、广州钢铁厂等企业尝试改革后，生产效率有所提高。改革的价值，不在于把旧办法一概推倒，而在于让企业和生产者有更大的经营空间。
1985年，他转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主任，之后仍参与教育、侨务和地方文化工作，曾任暨南大学校长，也关心新四军史料整理。1988年当选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并参与侨务相关立法工作。2006年2月25日，梁灵光在广州逝世，享年90岁。对于广东改革初期的那段实践，他留下的并非单一举措，而是一套从市场、交通到产业和开放相互配合的治理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