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5月，北京一场突如其来的调动，打破了杨成武沉寂多年的生活。通知很简单：让你们回北京治病。可对已经离开工作岗位近6年的杨成武来说，这句话并不轻松。
他没有立刻感到宽慰，反而多了几分警惕。6年之间，外界对他的处置始终没有一个清楚交代，如今突然被要求进京，究竟是治病，还是另有安排，谁也说不准。
杨成武当年长期在军队担任重要职务，曾任总参谋长，并主持军委办事组工作。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他被指责存在所谓“山头主义”问题，随后离开军队领导岗位。余立金、傅崇碧也受到牵连。
那段日子里，杨成武被安排在外地生活，工作中断，消息闭塞。一个曾经负责军队重要事务的人，突然变得沉默无闻，这种落差，不是普通人能够轻易体会的。
接到进京通知后，他没有多问。行李收拾妥当，便与同行人员一同上路。途中没人能够准确说明未来会怎样，杨成武也只能把疑问压在心里。
抵达北京后，中央办公厅有关负责人向他传达了一个重要意见：此前对“杨、余、傅事件”的处理存在错误。随后，他被安排到医院休养，先解决身体问题，再谈工作安排。
几天后，周恩来接见杨成武。多年以前，两人曾在军队工作中有过密切联系。见面时，周恩来说：“你回来不容易啊，成武！”
话不长，却让杨成武感到格外亲切。对一个长期处在孤立状态中的人来说，这句问候并非普通寒暄，而是对其经历的一种确认。
医院里的休养持续了两个多月。身体逐渐恢复，相关问题也开始重新处理。傅崇碧从东北回到北京，余立金也被安排回京。三个人的处境出现变化，但真正恢复职务，还要经过一套正式程序。
有意思的是，最难的一关，恰恰出现在工作安排上。周恩来曾先后三次向中央写报告，提出应当给杨成武安排工作，可报告并没有顺利通过。阻力来自哪里，杨成武心里很清楚。
当时，部分“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人物仍处在权力位置上。他们担心杨成武重新进入军队，会影响原有格局，因此对其复出持反对态度。能不能恢复工作，已经不只是个人问题，而是军队领导秩序如何调整的问题。
周恩来多次提出意见，仍然受到阻拦。事情拖了下去，杨成武很可能继续处于无职状态。关键时刻，毛泽东对此表示不满，明确要求为杨成武安排工作。经过这一层推动，相关决定才得以落实。
傅崇碧的安排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有关方面原本准备让他留在北京工作，但有人主张把他调往外地军区。叶剑英、聂荣臻等人据理力争，傅崇碧最终留在北京军区。
1974年国庆招待会，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一同来到人民大会堂。这里他们曾经熟悉，如今却隔了多年才重新出现。三人见面后，没有长谈，只是握手、点头、微笑。
那种笑并不轻松。里面有重逢，也有压抑；有重新回到公共视野的谨慎，也有多年遭遇尚未完全说清的复杂心情。能够参加国庆招待会，在当时已经释放出一个明显信号：他们可以重新开展工作了。
不过，出席活动不等于正式平反。有关问题当时并没有马上形成公开文件，基层干部和群众也无法知道完整情况。直到1979年3月，中央才以文件形式对相关问题作出正式结论，并逐级传达到县团级。
杨成武随后被安排担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当时，总参谋长由邓小平担任。职务的恢复，意味着他重新回到了军队领导工作的核心位置，但这并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而是经过了反复协调。
1977年，台海方向局势紧张，杨成武被派往福州军区，接替因飞机失事遇难的皮定均，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这个安排，既是对其军事经验的重新使用，也说明军队在特殊时期仍需要熟悉实际工作的将领。
此后，他在福州军区工作至1982年。那段从离开岗位到重新承担重任的经历，真正转折点并不在某一次会议上，而在于周恩来连续写下的报告，以及毛泽东最终作出的明确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