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延安，毛泽东与江青准备结婚的消息传开后，许多干部并没有把它只看成一桩私人婚事。特殊时期的领导人婚姻，往往会牵动组织关系、工作秩序和政治影响，议论由此而起。
当时，有人给张闻天写信，表达对这桩婚事的担忧。张闻天一方面认为婚姻属于个人问题，组织不宜过多干预；另一方面，他又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不能对干部中的意见置之不理，于是把相关情况转告毛泽东。
延安的议论没有形成公开冲突，却让不少人感到棘手。毛泽东是党的主要领导人，江青此前在上海从事过文艺工作，后来来到延安。两人的结合，怎样处理，确实需要顾及影响。
据师哲晚年回忆，朱德在这件事上提出了一个办法。有人问：“既然要结婚，组织还能管什么？”朱德的意思是，婚事可以办，但江青必须明确自己的身份和活动边界。这个说法很快在干部中传开，原先的议论也随之平静了一些。
后来，围绕这段往事，逐渐形成了“约法三章”的说法。一种流传较广的版本称，江青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身份活动，不能向组织提出额外要求，还被规定二十年内不得在党内任职，不得介入党内事务。
师哲在《峰与谷》中所述的内容略有不同。他提到的三点是：不能接触党的机密文件，不能以党的名义出面活动，不能干预党和国家事务。两种说法虽然文字不同，核心却十分接近，都强调江青不能借婚姻关系进入政治决策范围。
问题也正出在这里。这样的安排究竟有没有正式形成过？是中央留下过文字记录的组织决定，还是干部之间为避免影响扩大而形成的口头约束？如果只凭后来流传的说法，很难直接下定论。
从现有回忆材料看，师哲并不是这件事的直接见证者。他1927年赴苏联学习，1940年3月才随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经新疆回到中国，随后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1938年延安发生的婚事，他不可能亲历现场，所述内容更可能来自后来听闻。
这并不意味着师哲的回忆全部失去价值。他长期在中央机关工作，接触过许多重要人物，留下的材料中有不少细节十分珍贵。但回忆录毕竟是多年之后写成的，讲述者可能把亲耳听到的内容、旁人转述的内容以及个人判断交织在一起，阅读时不能把每一段都当成档案。
阎长贵曾回忆，他向汪东兴、张耀祠询问过这件事。两人都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却表示没有听说过所谓“约法三章”。叶子龙曾担任毛泽东的警卫和秘书，还参与操办过婚宴，他晚年回忆相关经历时，也没有提到这一说法。
张闻天夫人刘英同样否认此事。她与毛泽东早年相识，又和贺子珍关系密切，晚年接受访谈时明确表示，所谓中央对江青“约法三章”，属于没有根据的说法。邓颖超、王光美等熟悉党内情况的人，也没有留下相互印证的回忆。
更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没有记载，《朱德传》《朱德年谱》中也找不到相关内容。有关编写人员曾表示，没有发现能够证明此事的档案。对于如此敏感的组织安排，如果确有正式决定，通常不至于完全没有文字痕迹。
“二十年不许参政”的说法，还存在一个时间上的疑点。1947年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期间，江青曾担任中央直属大队政治协理员，负责思想政治工作。这个职务并不等于进入中央核心决策层，却说明她并非长期完全脱离党内工作。
因此，较为稳妥的判断是：当年干部中确实存在对这桩婚事及其影响的担忧，朱德可能提出过限制江青活动范围的意见，相关要求也可能在内部流传过。但把它确定为一份内容完整、期限明确、由中央正式作出的“约法三章”，现有材料还不足以支撑。
历史叙述最怕把传闻写成定论。师哲的记录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却不能替代档案和多方材料。至于“二十年”这个具体期限，既缺少可靠文献印证，又与江青后来实际担任的工作发生矛盾，因而只能作为流传中的说法加以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