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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秋天,俄勒冈州立大学的一间实验室里,十七岁的黄仁勋看见了邻座的女生。
女生十九岁,比他大两岁,整个班两百五十个人,女同学只有三个。
他走过去的开场白后来被讲过很多次,条件开得很直白,每个星期天陪他写作业,他保她门门功课拿第一。
这个女生叫洛丽,1984年拿了学位,第二年嫁给他。
四十年过去,黄仁勋对外只讲过这一段感情,讲得比任何一场发布会都熟。
2026年11月8日,这段被他亲手划掉了,划在一封发给几万名员工的信里。
信的开头是一句道歉,后面跟着六个字,“我对妻子不忠”。
英伟达董事会当天发了声明,要成立独立委员会查这件事,还请了外面的律师。
十天里有几篇调查报道接连出来,把他推到了这一步,而起因是另一张照片。
凌晨那杯威士忌
照片拍在2024年6月的台北,一场电脑展散场之后,凌晨的酒吧卡座里。
她跟一桌人喝到半夜,说能把英伟达的老板请来,后来他真来了,坐下以后,她就挨在他旁边。
那张合影是一家在场的公司发到职场社交网站上的,如今被翻出来传了个遍。
照片里的女人叫黄乐,跟黄仁勋一个姓,两个人没有任何亲戚关系。
她的头衔是新加坡一家数据中心公司的高管,不是英伟达的人,公司叫Megaspeed,做的是算力出租的生意。
这家公司2023年3月才改的名,前身是一家中国游戏公司的新加坡业务,她当过董事。
2023年11月她把董事辞了,人还留在公司里,名片上的职位换成了别的说法。
2024年6月那场酒局过后几周,这家公司开始大额下单,买的都是英伟达当时最紧俏的货。
这个时间点贴得太近,是巧合还是别的,到现在没有定论。
她早年的履历也被翻了出来,上海一家投资公司里做过执行董事,后来还在券商当过副总裁。
更早那几年她在电视台当记者,一家卫视的人被问到,回了一句没听说过这个人。
履历上写着四年电视台,八年证券,再往后是投资公司。
汇丰和中信那边一直没有回话,这份履历到今天也没人替她证实。
生意上的数字更硬,2024年6月到2026年2月,马来西亚那家姐妹公司买进至少四十八亿美元设备。
到2025年11月,这家公司前后进了大约十三万六千块显卡,去向一直没人说清。
英伟达派人去这家公司的数据中心查过,最新那批芯片只找到几千块,剩下的不知道在哪儿。
2025年5月,台北一家他常去的馆子门口,两个人又被拍到了。
饭局散场,黄仁勋站在门口转头跟人道别,车门先打开的是黄乐那边,他随后也上了同一辆车。
岛内电视上放的那段画面还配了说明,说她搂过他的腰,走之前在他脸边碰了一下。
这些画面黄仁勋一次都没认过,他讲过的版本始终是同一句,见客户。
写给三拨人的信
信分三段写,头一段给妻子和孩子,中间一段给同事和股东,最后一段留给国家安全。
给妻子的那几句最短,也最硬,他承认自己辜负了她,说一句道歉补不回来。
给员工的那一段更长,他把领导英伟达说成一件托付,说自己没接住。
第三段落在国家安全上,他说自己支持调查,会全力配合,还说家人不该替他背责任。
整封信里没有一句认下情报方面的指控,他只认了对妻子不忠这一件事。
同一天下午,女儿黄敏珊原本要去首尔,见韩国一位副总理,签几份合作文件。
行李都收好了,人在出发前改了主意,整趟行程取消,给外面的理由是四个字,“家庭原因”。
首尔那场活动照开,黄敏珊的位子由别的高管坐下,她一句话没多讲。
声明是跟着信一起出来的,董事会成立独立委员会,外面请律师,查的是他有没有被人当成目标。
声明里有一句话很要紧,董事会说没有理由相信国家和公司的机密受了损。
公司照常开门,他照常上班,位置也没动。
英伟达的发言人里佐对外讲得很稳,说见客户本来就是CEO的工作,几千个客户总要见。
同样的意思公司早前也讲过,那时用的说法是常规会面,四个字。
一封信把四个字推翻了,也把一件私事弄成了要开会的事。
这封信不是凭空写的,往回数十天,事情是一层一层加上来的。
10月29日第一篇调查出来,写的是她跟黄仁勋走得很近,同一篇里也承认,说不清近到什么份上。
黄仁勋月底接受过一次采访,说美国政府从来没跟他提过这些怀疑,他跟她见面就是见客户。
11月6日第二篇,点名说她是被那边情报部门发展的,任务包括刺探芯片情报。
11月7日第三篇,第一次出现了恋爱两个字,来源是一份今年春天在华盛顿传阅的备忘录。
后面那封信,就是这一串报道压出来的,一夜之间把原先的说法全收了回去。
11月18日,国会山那边等着他,众议院三个委员会的主席联名写信请他过去,门关上,不对外。
公司那边也没人替得了他,六十来个人直接向他汇报,他说过还想再干几十年。
到这封信为止,家事已经有了会议纪要。
签字在她手里
洛丽的公开信息很少,能查到的都是几件旧事,加起来刚好四十年。
毕业以后她做工程师,头几年的工资比黄仁勋还高一点,这在当时不常见。
1993年黄仁勋拉两个人创业,家里两个孩子还在襁褓里,她辞了工作回家。
那几年家里的账由她管,孩子上学和日常开销也归她张罗,黄仁勋只管公司。
2007年,夫妇俩办了个基金会,牌子上并排写着两个人的名字。
两个人的职务摆得很怪,洛丽是总裁,黄仁勋是秘书,还兼着管账。
他在公司里给自己安过一个头衔,叫零权限的财务官,家里的签字都在太太手里。
这个基金会到2025年10月,账上的资产大约一百四十三亿美元,在全美私人基金会里排第十五。
牌子上只有两个名字,家里其实有四口人。
两个孩子都没有走父亲那条路,女儿学的是厨艺,儿子在台北开过酒吧,后来才回到公司。
黄敏珊进过巴黎的厨艺学校,在奢侈品集团上过班,2020年以实习生身份进英伟达。
六年时间她做到了高级总监,管机器人和仿真软件的营销,2026财年拿一百二十三万美元。
黄胜斌在台北开了几年酒吧,2022年进公司管机器人产品线,薪酬比妹妹还高一点。
2025年一次全员大会上,有人问公司里怎么这么多员工子女,黄仁勋答得很直接。
他说父母不会把自己觉得丢人的孩子推荐进来,还笑着说这些孩子比父母更能干。
这句话在2025年听起来是护着孩子,放到2026年11月这封信后面,味道全变了。
五个月前这个家还整整齐齐在外面露过面,2026年6月洛丽陪黄仁勋去了一趟韩国,黄敏珊也在,三个人一起出席活动。
五个月之后,这三个人各走各的,一个在信里道歉,首尔那边的活动换了人,还有一个从头到尾没出声。
信里他特意请求外面给他的家人留一点空间,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
11月18日那扇门会关上,里面坐着他,外面的人只能等一个说法。
家里那扇门开没开,外人看不见,签字的那支笔一直没换过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