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井冈山砻市。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站在红军队伍前面，宣布了一项决定。
他叫周鲁，湖南省委特派员、湘南特委军事部长。他传达的内容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毛主席被开除党籍，前委取消，改任师长。
井冈山红军队伍
被“开除”的那个人就站在下面。他是中共一大代表，是这支队伍的创建者，是把秋收起义剩下的人带上井冈山的人。现在，一个比他年轻不少的特派员，用几句背下来的话，把他的党员身份拿走了。
周鲁是湖南省溆浦县麻阳水乡哑塘周家村人。时年29岁。他与毛主席无冤无仇，不是故意来整人的。他是一个传话的人，只不过把话传错了。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给毛主席的处分是：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原因是他没有执行攻打长沙的计划，带着秋收起义的残部上了山。这份决议在当时的中央看来，是对“违抗军令”的追责。
但井冈山和中央之间，隔着国民党的封锁线。文件不能随身带，只能靠交通员把内容背熟，到了地方再默写出来。周鲁到宁冈要经过白区，身上不能揣一张纸。他记在脑子里的那句话，在走山路、过卡子、躲盘查的过程中，“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变成了“开除党籍”。
两句话差几个字，意思差了一条命。
撤销候补委员，是拿掉一个党内的高级职务，你还是党员，还能过组织生活。开除党籍，是连党员都不是了。在“党指挥枪”的原则下，一个不是党员的人，没有资格担任前委书记，没有资格参与党内决策，甚至在支部会上连说话的份都没有。
毛主席后来自己说：“党代表当不成了，不是党员，连党的组织生活都不能过，成了一个红军队伍中的‘民主人士’。”
井冈山红军队伍
“民主人士”这四个字，从一个创建了这支军队的人嘴里说出来，是一句自嘲，也是一句实话。他被从组织的身体里摘了出去，但人还站在队伍里。
周鲁上山，带的不只是一份处分决定。他带来的是整个湘南特委的“左”倾盲动路线。
他一下车，批评毛主席和前委“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指示要“烧、烧、烧，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房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头颅”。这套话在今天听起来像疯话，但在1928年初的语境里，它是一套有“理论”支撑的激进路线。
周鲁看井冈山那种“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根据地”的稳扎稳打，觉得太慢，太右，太不像“革命”。所以，“开除党籍”和取消前委、改任师长，不是孤立的一句话。它是整套“改组”的一部分：把毛主席从党组织的领导位置上拿掉，把前委变成师委，然后把这支队伍拉出去，去执行湘南特委的暴动计划。
毛主席的反应，被在场的他的秘书、后来的开国大将谭政记了下来。
谭政说，毛主席当时“非常愤怒”。但愤怒归愤怒，他没有拍桌子，没有拔枪，没有说“老子不干了”。他说的是另一句话：“至于改组，这是中央和省委的命令，我们只能服从。”
一个被冤枉的人，选择了服从那个冤枉他的程序。这件事本身，比“开除党籍”四个字更让人想往下追问：他到底在服从什么？
周鲁命令部队下山，开往湘南，策应湘南暴动。
湘南暴动
部队出发前，毛主席第一次挎上了驳壳枪。他对战士们说：“军旅之事，未知学也，我不是个武人，文人只能运笔杆子，不能动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当师长有点玄乎。可是，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要靠大家了。”
部队走到湖南酃县中村，停了下来。毛主席没有急着把队伍拉进湘南，而是借口在当地整训，发动群众。也正是在中村，他看到了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文件上写得清清楚楚：处分是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党籍保留。
误会澄清了。
毛主席后来回忆那一刻，只说了五个字：“我这才松了一口气。”他重新拿到了党员的身份，重新回到了组织的里面。但那种被从内部摘出去的感觉，他记了一辈子。
1956年八大预备会上，他还专门讲起这件事：“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
而在中村，周鲁没有留下来。他完成了此行的任务，就离开部队，带着几个人去了郴州，向湘南特委汇报工作。这一走，两个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周鲁离开后不久，湘南的局势急剧恶化。湘粤敌军重点夹击，湘南暴动难以维持。朱德、陈毅带着部队向井冈山方向转移。
毛主席和朱德
而周鲁和湘南特委机关的人员，在是否回井冈山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们最终没有回去。七八十人的队伍被带到了安仁、耒阳交界的双排山一带。
在那里，他们遭到了敌人的伏击。周鲁当场被两颗子弹打穿胸膛，高喊“革命万岁”后牺牲，年仅29岁。
一个把“开除党籍”误传给毛主席的人，自己至死都没有离开党的队伍。他犯了一个几乎改变历史走向的错误，但他倒下的姿势，和他传错话时想要捍卫的东西，是同一件事。
毛主席后来知道了周鲁牺牲的消息。他没有记恨这个年轻人。相反，他晚年说过一句话，让身边的人都有些意外：“我现在很后悔，后悔当时没有好好地同他吃一顿饭。”
那顿饭，大概是在砻市的时候。周鲁来了，传达了那个让所有人愤怒的决定。午饭时，毛主席没有和他同桌。他端着一盘炒鸡蛋，离开了饭桌。两个人之间的那点芥蒂，还没来得及化开，周鲁就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1928年3月的那场误传，像一个被历史随手写错又匆忙划掉的句子。周鲁是那个把句子念错的人。他不是坏人，只是一个在封锁线之间奔跑的年轻特派员，脑子里装着上级的指示，翻山越岭，越走越远，把那句话记岔了。毛主席东是那个被错句子砸中的人，他愤怒过，服从过，松了一口气，然后用往后几十年的时间，把这件事慢慢放下。
放下之后，他记住的不是“开除党籍”四个字，而是一顿没有一起吃成的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