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片水域，同一份通行许可清单，卡塔尔货轮获准零费用通行，中国商船却被伊朗议会议员公开点名须缴纳过路费用——这份看似统一的放行安排一经披露，焦点迅速从“能否通过”转向了“该付多少”。
仅仅四十八小时后，伊朗高层代表奔赴莫斯科与普京举行闭门会谈；会后通报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赫然在列，更引人注意的是，普京在谈及地区安全格局时特别提及“中国朋友”这一表述。
两起事件时间如此紧凑，俄方这句带有明确指向性的措辞，是否暗含对德黑兰当前通行政策的委婉提示？而雷扎伊会后所透露的若干细节里，哪一处最能折射出莫斯科的真实态度？
放行与收费
2026年11月3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委对外宣布：中国、印度、伊拉克及卡塔尔四国商船正式列入霍尔木兹海峡优先通行名录，同步解除此前实施的单边通行管制措施。这意味着四国船舶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通行资格。
但资格不等于无条件通行。当涉及经济成本时，差异化操作立即显现——该议员明确表示，中国与印度船只需承担通行服务费，卡塔尔船只享受全额豁免，至于伊拉克方面，既未确认收费亦未声明免除，仅强调其船舶已获准入资格。四国虽同登一张名单，实际执行标准却各不相同。
该议员进一步说明，允许印度船只通行，意在保障伊朗国内药品供应链稳定；为中国船舶开绿灯，则着眼于深化双边政治互信与战略协作空间。德黑兰释放通行信号，各国亦有现实货运需求，这种双向依赖为谈判创造了基础，也为伊朗依国家属性设定差异化准入门槛提供了操作余地。
不过，通行已成事实，付款是否落地尚存疑问。以印度为例，2026年4月13日，伊朗驻新德里大使公开证实：此前经由海峡的印度油轮并未支付任何费用；印方随后多次重申，9艘运送液化石油气的本国船舶均未履行缴费义务。
上述表态仅覆盖当年4月批次船舶，进入11月，针对中国船只是否完成付费，伊方议员未提供具体船名、金额或时间节点等可验证信息。此次发言的意义在于，收费主张已由内部讨论升级为正式政策宣示，但真实账目仍处于不可核查状态。
事实上，伊朗就海峡收费议题酝酿已久。2026年2月28日美以联合军事行动后，伊朗启动海峡管控机制，并阶段性开放部分航次；至3月19日，议会已有议员首次提出“过境服务收费”构想，讨论维度已从应急管控延伸至长效机制建设。
同年8月23日，伊朗议会相关专委会审议通过收费草案第三款，明确授权向获准通行船舶收取“所提供安全保障与导航支持”的对应费用。该草案尚未完成全部立法流程，但至11月初，收费意向与莫斯科高层会谈消息接连浮出水面，二者自然被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下审视。
莫斯科会谈
2026年11月5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克里姆林宫与普京举行工作会谈，转达伊朗最高领袖口信。双方确实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交换意见，核心聚焦于伊朗设定的通行开放前提条件。
据雷扎伊会后披露，他向普京系统介绍了伊朗向美方提出的七项先决要求。按其表述，除非华盛顿全面兑现这些条款，否则德黑兰既不会重启海峡全面通行，也不会恢复与美方的正式对话进程。此段内容实质揭示了伊美博弈当前的关键堵点。
当话题转入地区安全架构时，普京提及“中国朋友”，语境发生明显转换。雷扎伊转述称，普京指出中俄在中东安全治理理念上高度契合，均坚持由本地区国家主导安全事务协商，坚决反对域外力量单边介入。这段话并非泛泛而谈，而是向伊朗传递俄方所倡导的合作范式。
从传播效果看，这句话确具政策提醒意味——普京在中东安全议题中主动嵌入中国角色，实则是向德黑兰表明：北京在区域多边协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桥梁功能。但若将此解读为对通行收费的直接施压，则缺乏文本依据，因雷扎伊所公布的会谈记录中，未见任何关于中国商船缴费事宜的讨论。
雷扎伊还向普京介绍了德黑兰主办的四方安全磋商机制。2026年10月26日，伊朗、沙特、土耳其与巴基斯坦高级别代表齐聚首都，围绕地区冲突预防与海上通道保障展开务实对话。据雷扎伊转述，普京对此举表示积极肯定，认为这是区域国家自主构建安全合作机制的重要实践。
中国为何成为俄方话语体系中的关键锚点？回溯沙伊复交历程即可明了：2023年3月10日，沙伊两国在中国斡旋下于北京签署《德黑兰宣言》，宣布恢复中断七年的外交关系；4月6日，双方再度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确立复交路线图。中方在此过程中展现出的独特信任纽带与协调能力，已成为地区各方公认的事实。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在主权平等、反对外部干涉等基本原则立场一致。俄罗斯可与伊朗开展深度安全协作，而中国则同时与沙特、阿联酋、阿曼等海湾国家保持高频互动。德黑兰尤为看重的，正是中国能在存在分歧的多方之间建立有效沟通渠道的能力。
伊朗两笔账
德黑兰一方面呼吁扩大地区安全合作参与面，另一方面又坚持保留依据国家关系动态调整海峡通行规则的弹性空间。这两套逻辑各自成立，但若长期并行运作，便会面临一个结构性难题：合作伙伴需要看到持续稳定的制度承诺，而眼前每一次通行安排的不确定性，都会削弱他们对整体合作韧性的信心。
伊拉克的实践为此提供了鲜活注脚。当地时间2026年11月7日，伊拉克外长侯赛因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巴格达已分别与华盛顿和德黑兰达成双边谅解，石油出口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通道现已恢复畅通。他估算，因战争及航运中断导致的经济损失高达600亿美元。
次日（11月8日）完整访谈播出，侯赛因进一步说明伊拉克与美方达成的具体运输保障协议。对巴格达而言，出口通道重启意味着财政收入有望回归正轨；但对航运公司而言，“允许通行”只是航线规划中的一个变量，后续还需综合评估保险、护航、港口接卸等多重因素。
11月9日，伊朗国家通讯社援引革命卫队海军指挥官表态称：前一晚海峡未出现未经批准的船舶通行；与此同时，伊拉克首批出口原油已顺利启运。伊朗方面持续强调“授权通行”原则，这意味着即便已有成功案例，船东也无法据此推断下一航次的审批节奏与条件细则。
临时性放行确有应急价值，可解燃眉之急，让滞留在海峡两端的货物先行疏运。但商业航运的本质是计划性运营——船东需提前数周确定开航日期，货主须按合同约定窗口接收货物。只要通行时间窗口无法锁定，买卖双方就必须预留冗余周期，等待审批结果的过程本身即产生额外成本。
霍尔木兹海峡承载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原油与液化天然气海运量。一艘油轮延误抵达，不仅打乱收货方生产排程，也可能导致船东错过后续租约窗口，连锁反应将显著抬升整体物流成本。若伊朗愿为中国船舶提供常态化费用豁免，航运企业将减少多少决策焦虑与时间损耗？
中国要什么
单次费用减免固然利好，但对航运企业而言，真正决定经营可持续性的，是规则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某次获批免缴，不代表下次申请必然通过，也不意味着审批周期可控。对于常年运营该航线的货代、船管与能源贸易企业来说，唯有清晰、透明、可重复适用的通行规则，才能支撑长期业务合约的签订与履行。
2026年7月1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态指出：中方充分尊重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依法维护海上安全的正当权益；同时强调，尽快恢复海峡安全、高效、稳定通行，是国际社会普遍期待。沿岸国的安全关切与过往船舶的运输需求，应当通过兼顾双方利益的制度化安排予以平衡；通行规则越明晰，执行基础就越坚实。
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多次重申，必须确保所有船舶享有非歧视性通行权利，不得设置阻碍自由航行的行政壁垒。2026年7月23日，该组织秘书长公开指出：现行国际法框架下，并不存在允许沿岸国向过境船舶征收强制性过境费用的法律依据。
问题本质在于服务与收费的边界界定。若船舶实际使用了特定助航、监控或应急响应服务，相关成本核算具备合理性；但倘若将缴费作为获得通行许可的前提条件，则构成将行政许可异化为变相征税。一旦通行资格与资金支付深度绑定，每次出航前，船东都不得不重新核实最新政策口径，陷入“一事一议”的不确定性循环。
中国航运网络远不止霍尔木兹一条动脉。一艘船舶可能悬挂方便旗，货物归属跨国能源集团，终端买家位于欧洲或东亚。依靠双边外交突破获取的个案优惠，难以复制到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等其他关键水道。企业真正渴望的，是建立在共同遵守规则基础上的、可写入商业合同的稳定运输周期。
普京口中“中国朋友”的分量，正在于凸显北京在区域安全对话中独特的建设性角色；而伊朗公布的通行名单，则从另一侧面印证了中方对可预期规则体系的高度重视。名单或许能让当下这批货物及时启运，但唯有清晰、公正、可持续的通行管理制度，才能让航运企业真正敢于把下一班船期写进年度运营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