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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识局智库研究组

从9月中旬到10月中旬,《求是》杂志曾连续三期刊发评论员文章,分别以“立足优势”“改革发力”“政策协同”为主题,拆解供强需弱这个当前经济面临的棘手问题。

11月初出版的最新一期(2026年第21期),又刊发了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郭春丽的署名文章《着力促进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阅),焦点依然还是供强需弱。

前三篇评论员文章,第一篇讲我们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破解矛盾有底牌;第二篇讲光靠政策刺激不够,得靠改革拆掉抑制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第三篇讲政策之间不能各唱各的调,要把发展和民生嵌在一起。

三篇读下来,方向似乎清晰了,工具箱也亮出来了。但浅见以为,把问题又往前推了一大步的,是最新的郭春丽这篇。

01

郭春丽的文章没有停在“政策该往哪使劲”的操作层面,而是追问了一个更底层的追问:为什么政策一直在使劲,供强需弱却反复出现,持续时间比以往几次下行都长?

她的回答很直接:不是政策力度不够,而是发展阶段已经转换,但依靠资源要素投入推动增长的传统模式还没有真正退场。

她把当前矛盾的特征概括得很锋利——经济增速下行持续时间更长,传统调控手段的边际效应递减。

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它指向的不是工具本身变钝了,而是工具所服务的增长逻辑还嵌在旧模式里。

逆周期调节加投资、出口拉动这套组合拳,设计前提是生产端能够顺畅地把资源转化为供给、供给又能够被外需和投资吸收。

当这个前提发生变化之后,同样的工具打出去,回声自然越来越弱。旧工具失效本身,就是旧模式需要退场的证据。

02

这才是“四连评”里最值得琢磨的地方。

郭春丽把供强需弱从总量失衡的叙事里拉了出来,重新放回结构错配的框架里。她的判断是:不是供给绝对过剩,而是低效供给过剩与高质量供给不足并存;也不是需求绝对匮乏,而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发育不足。

这句话否定了两种常见的简化式药方:一种认为把过剩产能压下去,供需就平衡了;另一种认为发钱刺激消费,需求就上来了。

郭春丽指向的是第三种可能:供给端和需求端之间的传导链条本身出了问题,而链条的起点,埋在传统发展模式的惯性里。

她拆解出以下四重惯性。这四重惯性看似并列,实则同出一源:都是同一套资源配置逻辑在不同维度上的展开。

从时间维度看,重生产、轻分配的导向意味着资源配置在当期向生产端倾斜,等于向未来透支消费能力。

从空间维度看,出口导向特征依然明显,生产能力的市场指向优先海外而非本土,产品迭代追着外需订单跑,一旦外需收缩,围绕外需形成的产能就集中暴露为过剩。

从方式维度看,投资驱动扩产能的路径是建设期形成需求、建成后转为供给,在基础设施趋于完善、城镇化放缓和人口达峰之后,新增产能越来越难以被同步扩张的需求消化。

从质量维度看,规模扩张的惯性让供给端竞争还停留在成本和数量上,而需求端已经转向品质和体验。

四重惯性叠加,指向同一个结论:居民消费率停在40%左右,不是老百姓“不愿花”,而是一整套资源配置逻辑长期把重心放在生产端和海外市场,消费端被系统性地留在了后面。

03

这个判断有几个关键数据支撑。

2025年中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大约在51.3%,低于美国的56.2%、欧盟的57.2%,而且近年基本稳定在51%到52%之间,没有出现趋势性抬升。

2025年的中国居民消费率40.0%,全球平均水平在56.6%左右,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是52%——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3万美元,消费率却低于处在相近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均值,这说明“能力没有跟上”是结构性问题,不是发展阶段问题。

收入端和保障端同时被卡住,“能花的钱”和“敢花的底气”都不够,消费率自然上不去。

另一个容易被误读的数据是对外贸易依存度:从2008年的59.2%降到2025年的32.7%,这个下降说明内需的相对权重在上升。

但同一时期,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52.0%,内需整体贡献率达到67.3%。权重上去了,能力却没有同步跟上。这恰好印证了郭春丽“出口导向特征依然明显”的判断,两者并不矛盾。

04

理解了这一点,再回头看前三篇评论员文章和2026年的财政安排,一条线就串起来了。

第一篇讲“优势”,回答的是有没有底气转;第二篇讲“改革”,回答的是靠什么拆掉旧模式;第三篇讲“政策协同”,回答的是新模式在当下怎么落地。

而2026年的财政安排,恰恰是“政策协同”从纸面走向操作层面的一个清晰注脚。赤字率按4%左右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首次迈上30万亿元台阶,教育、社保和就业、卫健、住房四项民生支出合计12.4万亿元,在总支出中占比41.3%,达到近年最高点。

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用于消费品以旧换新,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育儿补贴按每孩每年3600元的标准覆盖所有符合条件的3岁以下婴幼儿,2026年中央财政安排约1000亿元,惠及3000多万名婴幼儿。

这些钱加起来放在30万亿元的盘子里,体量不是最惊人的。真正的信号在工具类型:以旧换新和促内需专项资金是直达消费者和终端需求的,不是流向生产端扩产能的;民生支出的重心是托住收入和保障的底,不是铺摊子。

41.3%的民生占比意味着财政支出的重心已经发生了可测量的位移。财政资源的配置逻辑正在从“把产能建起来”向“把消费能力托起来”挪动。

05

数据确认了错配的结构,财政安排确认了政策方向,剩下的问题就回到了郭春丽文章的那个核心判断上:换轨的速度能不能跟上矛盾累积的速度。

“四连评”合在一起,完成了一次完整的论证闭环:评论员文章铺陈了“有优势、要改革、靠协同”的方法论,资深学者(郭春丽)的署名文章把方法论的地基挖到了“发展模式必须换轨”的深度。

供强需弱之所以难解,不是因为哪一个政策工具不够锋利,而是因为整套工具所服务的增长逻辑,还在很大程度上沿着旧模式的惯性运转。

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四连评”这个形式本身,而是《求是》愿意用四期的篇幅,把一个问题从现象推到结构、从结构推到模式。

这意味着接下来的政策重心,大概率不会停在短期的需求管理上,而会更多落在那些“慢变量”上。

慢变量改起来不太可能快速见效,但它们决定的,是消费率能不能从40%的横盘线真正升起来,是内需主导究竟是一句方向性口号,还是一个可以触摸到的增长基础。

供强需弱持续的时间越长,主动换轨的窗口就越珍贵;拖到被迫调整的时候,代价可能会比现在还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