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晚年伏案撰写回忆录，他点评近代一众风云人物，言辞犀利多有批评，唯独对两位故人满怀敬重，字里行间满是由衷的推崇|北平|回忆录|我的回忆|新青年

参考来源：张国焘《我的回忆》、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相关资料、中国新闻网、《环球人物》相关报道、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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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加拿大多伦多一家免费养老院里，一位八十二岁的老人去世。

他叫张国焘，江西萍乡人，一八九七年生。

前一年他中风，之后行动不便，长期住在那家养老院。

消息传回中文世界，反应很淡。

三十多年前那场风波早已翻篇，当年和他共过事的人，活到那时的也没几个了。

他留下的东西不多。

房子是租的，家具是旧的，最厚的一样，是一千多页的《我的回忆》。

这部书的来历要往前推十八年。

一九六一年，他六十四岁，住在香港，日子过得紧巴。

美国方面派人找上门，希望他把亲历的这段历史写下来，每月给两千港币。

这在当时不算小数目，对一个在香港没有固定收入、靠写零稿贴补家用的老人来说，更是雪中送炭。

他应下了，随后几年埋头写，写完是百万字上下。

一九六六年，香港《明报月刊》买下中文版权，开始连载；一九七三年，分三册出版。

稿酬加版权收入，成了他晚年最主要的一笔进项。

书写成了，分量也确实在。

从萍乡的童年，到北大求学，到五四上街，到参与创建组织，到莫斯科开会，到鄂豫皖的山里，到长征途中那场人尽皆知的大风波，再到离开组织、流落境外，几十年的场景他大都在场。

很多细节只有他这样的当事人能写出来，这也是这部书到今天仍被研究者翻来翻去的原因。

可读过全书的人，印象最深的往往不是史料，是脾气。

他写人，笔尖像带着刺。

早年的旧同事，他挑毛病；一起开过会的搭档，他挑毛病；根据地里共过事的，他也挑毛病。

写法还挺有一套：先记一件小事，把话头递出去，再往里推一层，最后把责任稳稳摆到别人门口。

整部书里，“我当时就说过”“可惜没人听”这类句式反复出现，读起来像一份写了三十年的申辩材料。

也正因为这样，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常提醒一句：这部回忆录，不能捧着当账本看。

当事人的视角，天然带着自己的位置和情绪，得拿别的材料一条条对照。

可就是这么一部处处不客气的书，翻到某些页，笔锋忽然收住了。

整本一千多页，有两处例外，写得干干净净，没有挑剔，没有歪曲，只有记事和敬重。

【一】一部带着体温、也带着情绪的稿子

要看懂这两处例外，得先看看这部书是在什么处境里写出来的。

一九四八年六月，他在上海办过一份叫《创进》的周刊，钱是东拼西凑的，前后只撑了几个月。

同年十一月，他带全家去了台湾；一九四九年，又转到香港。

此后二十来年，他就一直住在香港，靠写稿、卖文、版税过日子，收入起落不定。

到六十年代初，一家人的开销压在身上，日子过得紧。

一九六一年那笔约稿，来得正是时候。

那几年他写得很拼。

手边没有完整的档案可查，靠的是记忆，靠的是几十年里零零散散留下来的旧材料，靠的是一遍遍回想。

百万字的东西，不是一口气能写完的，得一章一章往下推。

他写得很投入，吃饭睡觉都往后排，推了几年才收尾。

书的结构很清楚：萍乡的老家，北大求学，五四上街，参与创建组织，去莫斯科开会，进鄂豫皖的山区，长征路上那场风波，到陕北后的处境，最后出走、脱党、被开除党籍，再到香港。

每一段他都在场，每一段他都带着自己的立场。

所以这部书有双重性：场景是真的，判断是自己的。

他写会议，谁坐在哪、谁先开口、谁拍了桌子，这些细节很具体；可一转到“这件事为什么办坏了”，笔一拐，就拐到别人的判断力上去了。

同一件事，他记住的，往往是自己当时怎么提醒、怎么反对、怎么被压下。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毛病。

上了年纪的人写回忆，都有这个本能：先把自己摆到正确的位置上，再去看别人。

只是他这部书写得格外坦率，坦率到那点自我辩护都摆在明面上，读者一眼就能看见。

还有一层原因，不那么体面，但很实在：他的立场早就变了。

书里的那个“我”，和当年红楼里的那个青年、和后来在山里带兵的那个人，已经不是同一个人。

人要给后半生的选择找说法，最省力的办法，就是把前半生的人和事重新排一遍座次。

但要说这书只是泄愤，也不公道。

很多场景只有他在场。

比如早期北方组织怎么从一间办公室一点点搭起来，比如工人补习学校怎么办起来、工人组织怎么成立，比如长征途中那几次会议的现场气氛，这些细处，别人写不出来。

史料价值是有的，只是得剥开外面那层情绪。

剥开之后，那两处例外就格外扎眼。

【二】红楼里的两位先生

时间往回拨到一九一六年。

那一年，十九岁的张国焘考进北京大学。

那几年的北大，是新旧两股力量正面撞上的地方。

一九一七年一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把一批主张新学的先生请进了校门。

老一派还在讲经史，新一派已经在讲“德先生”“赛先生”。

一九一八年秋天，沙滩那栋红砖楼建成，人们后来叫它红楼。

楼里进进出出的人，很多成了后来历史书上绕不开的名字。

对张国焘影响最大的，是楼里的两位先生。

一位是李大钊。

一八八九年十月生，河北乐亭大黑坨村人。

早年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后来去日本早稻田大学。

一九一七年底到北大任职，一九一八年一月接任图书馆主任，那一年他二十九岁。

他接手后大批添书、改编目、开架借阅，把一个封闭的藏书楼办成了当时国内最新的近代图书馆，后来被称作“中国近代图书馆之父”。

另一位是陈独秀。

一八七九年生，安徽怀宁人。

一八九六年十七岁考中秀才，此后几次东渡日本。

一九一五年九月，他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就是从这本刊物发端的。

一九一七年一月，他受聘为北大文科学长；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又和李大钊等人办了《每周评论》。

一个管书，一个管刊物；一个沉，一个锐。

红楼里的青年，大都是在这两个人办的刊物、管的书架之间，第一次接触到那些新名词。

张国焘那几年常往图书馆跑。

借书、听议论、坐在角落里看人。

他后来走的每一步，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起点。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上了街。

他就在其中。

游行、讲演、联络，一批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把整个北平城闹得沸沸扬扬。

同年六月十一日，陈独秀在北京新世界的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警察抓住，九月才出狱。

这件事在当时的学生里震动很大。

第二年，北方的事情开始往深处走。

一九二〇年三月，李大钊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同年十月，北京早期组织就在李大钊的办公室里成立，张国焘是其中一员。

再往后，一九二一年一月，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开学，京汉铁路边的工人第一次成批地坐下来识字、听课。

张国焘去过那一带，也在工人中间活动过。

一九二一年夏天，他作为北京方面的代表南下，出席那场后来被写进教科书的会议，并在会上担任主持。

那一年他二十四岁。

把这些事排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地方：他这一生最要紧的几次起步，几乎都是在这两个人身边完成的。

而他年轻时是个什么性子？争强，好胜，认准了就不肯退。

同辈里跟他意见不合的，他当场就要辩到底，辩完还要记上一笔。

可站在李大钊和陈独秀面前，他总是晚辈的样子——不是装的，那几年的文字和行事都摆在那里。

【三】后来的几十年，两个人都没等到那一天

后面的故事，三个人走了三条路。

李大钊走得最早。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平各界请愿，段祺瑞执政府开枪，造成惨案，他也在现场，受了伤。

此后北方组织转入地下，他和一部分人搬进东交民巷的一处院落办公。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奉系军阀出动军警，把那一带围了，他被捕入狱。

审讯时问什么，他都说“概不知之”。

四月二十八日上午，特别法庭不顾各界人士和社会舆论的反对，公然宣判，把李大钊等二十人处以绞刑。

行刑地点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

那天他穿着棉袍，在敌人的镜头前留下最后一张照片，然后第一个走向绞架。

那年他尚未满三十八岁。

陈独秀走得最寂寞。

一九二七年夏，大革命失败，他离开了原来的岗位。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党籍。

一九三二年十月，他在上海被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

抗战起来后，一九三八年他迁居四川江津，贫病交加，靠朋友接济和写东西糊口，坐下来钻研文字学，编过一部《小学识字教本》。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他在江津病逝，六十三岁。

他身后留下的消息，当时报纸上反复出现的就是四个字——身后萧条。

张国焘的路最长，也最曲折。

一九三一年春，他进入鄂豫皖根据地；一九三二年，主力转移川陕；一九三五年六月，长征途中两军在懋功会合；同年十月，他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这一段是他一生里最重的一笔；一九三六年三大主力会师后，一九三七年他的问题在陕北受到清算；一九三八年四月，他借祭扫黄帝陵的机会离开陕北，转道去了武汉，同月被开除党籍；再往后是重庆、上海、台湾、香港，一九六八年去加拿大投奔儿子，住进免费养老院，一九七九年去世。

三个人，一个死在敌人的绞架上，一个死在穷屋里，一个死在异国的养老院里。

写这部书的时候，前两个人已经走了三十多年。

他自己也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人。

按常理，时间隔得越久、立场差得越远，下笔该越狠才对。

他确实也对很多人狠了。

可写到这两个人，笔就收了。

读的时候能感觉到那种差别：写别人，他爱用判断句——“某人不行”“某人糊涂”“某人误事”；写这两个人，他多是在记事，某年某月，在哪里，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评价性的句子很少，尖刻的话一句也没有。

这就是全书最反常的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