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我的回忆》（张国焘著，香港明报月刊连载版）；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官网《英雄烈士谱·蔡申熙》；党史研究室《蔡申熙：胆识、机智、勇猛集于一身》；人民网党史频道《徐向前》资料中心；维基百科"张国焘"词条及"蔡申熙"词条；湖南日报网《杰出的红军将领蔡申熙》；腾讯新闻《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创建者，最年轻的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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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2月3日，加拿大多伦多郊外的斯卡伯勒区，一间公立养老院的病房里，窗缝透着凛冽的冬风，暖气管道年久失修，整夜没有热气。
早班护士推门进来换班，发现床上的老人已经没有了呼吸，身体冰凉僵硬——死于失温，终年82岁。
死者名叫张国焘。
没有鲜花，没有悼词，没有任何昔日的同僚与战友赶来送行。
这个在中共一大上与毛泽东并肩落座、一度手握八万精兵的"党内第一人"，以这样一种极度落寞的方式，彻底消失在了世界某个不起眼的角落。
他在中国大陆早已是"叛徒"的代名词，在台湾又从来没能得到重用，到晚年流落异乡，连葬礼都异常寒碜。
这个人的结局本身，早在他做出某些选择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
但在他去世之前的那十几年里，他做了一件事——以超乎寻常的精力，写了一本一百万字的回忆录。
这本书从1966年开始动笔，整整写了四年，最终以三册《我的回忆》的面目出版，在香港的明报月刊连载，风靡一时，引发了海外华人世界的强烈反响。
书里，他把能开骂的人几乎全都骂了个遍：伟人、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凡是与他打过交道、在他看来曾经亏待过他的，没有一个能逃过他笔下的刀锋。
字里行间，藏着几十年的怨气、落魄与不甘。
然而翻遍这整本书，会发现一件极不寻常的事：在他笔下那片腥风血雨的回忆里，有两个人始终被以截然不同的笔调对待——没有诋毁，没有嘲讽，只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崇敬与善意。
这两个人到底是谁，他们身上到底有什么，能让一个一辈子心高气傲的失意叛徒，在百万字的恩仇录里，为他们留下一块干净的净土？
【一】中共奠基人的崛起与坠落
要理解这个问题，先得搞清楚张国焘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前半生走过了怎样的路。
张国焘，1897年11月26日生于江西萍乡，字恺荫，原名张特立。
他的前半生，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相当惊人的履历——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五四运动中是学生领袖级的人物，1920年秋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参与中共一大，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从五四运动到中共建党，这个江西人几乎参与了那个时代所有最重要的历史节点，起步之早、站位之高，在同辈人里凤毛麟角。
在中共最初的十年里，张国焘的级别不低于毛泽东。
他担任过中央执行委员、湖北省委书记，在中共二大、四大、五大、六大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党内的资历与声望，放到1920年代，是实实在在的顶级梯队。
真正让他掌握独立军事力量的转折点，发生在1931年。
那一年，他以中央代表身份赴鄂豫皖苏区，逐渐成为红四方面军系统的实际领导者。
在随后几年里，他在鄂豫皖根据地推行肃反，大量杀害了无辜将士，给根据地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与此同时，借助根据地的军事力量，他的野心也与日俱增。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被迫撤出鄂豫皖，向西转移，进入四川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建立川陕根据地，部队由此发展到八万余人。
到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之时，这八万人马成了张国焘谈判的资本。
那时候，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已经只剩一万余人，衣衫褴褛，弹药匮乏；而红四方面军养精蓄锐，兵强马壮。
张国焘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响——他想以军事力量作为筹码，逼迫党中央让出更大的权力，尤其坚决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力主率主力南下川康。
党中央拒绝了。
1935年10月，张国焘在西康卓木碉另立"中央"，这是中共党史上最严重的分裂事件之一。
南下的结果极其惨烈——那片高原、雪山和草地，吞噬了无数红军战士的生命。
南下之后，红四方面军由八万余人锐减至不足两万，损失惨重，彻底陷入困境。
1936年6月，他被迫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
1937年3月，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他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进行了集中批判。
在党内批判的压力下，他表面上认了错，口头上接受了批评，但心里那口气始终没有咽下去。
党中央为了挽救他，1937年9月依然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算是给了他一个保住尊严的台阶。
然而，这个人最终还是走上了那条路。
1938年4月初，清明时节，中共中央拟派人前往陕西黄陵，会同国民党共祭黄帝陵。
张国焘主动争取参加了这次祭祀。
4月3日，他完成祭陵仪式后，悄悄登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辗转前往西安，随后抵达武汉，与时任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接上了头。
周恩来得知消息后赶赴武汉，多次苦口婆心地规劝，张国焘态度坚决，不为所动。
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叛党之后，他加入了国民党军统，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和"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从事反共特务活动。
蒋介石当时对他这个"大礼"兴趣十足，把他定位为"对延安的致命打击"，交给军统头子戴笠运用。
可实际上，张国焘能提供的情报和策反作用相当有限。
在国民党的权力场里，没有人真正把他当自己人，他这个"叛徒"的身份，让两边都对他保持戒备。
1941年起，他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之后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继续反共宣传。
1948年11月跟随国民党大部队撤往台湾，不过一年，他又被迫迁居香港——在台湾待了不过短短一年，就已经被边缘到要靠在小报写文章度日的地步。
这个在中共一大上声望显赫的人，兜兜转转，最终落到了这般境地。
【二】困顿香江，百万字恩仇录的诞生
从1949年到1968年，张国焘在香港生活了将近二十年。
那段日子，他与妻子杨子烈挤在逼仄的公寓里，靠稿费维持生计，偶尔为海外华人报刊供稿，日子过得相当拮据。
那些年里，他先后摸索过各种出路。
他与美国方面有过接触，也曾经暗中打探过回大陆的可能性。进退两难，两头落空。
1966年，机会来了。
那一年，美国堪萨斯大学的工作人员辗转联系到了张国焘，邀请他撰写回忆录，条件是提供一定的稿酬。
张国焘当即答应。
在接下来整整四年里，他写出了三册《我的回忆》，合计约一百万字。
这部回忆录以连载形式刊登于香港明报月刊，后来又多次出版单行本，在海外华人世界引发了相当大的反响。
这本书的目标读者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西方世界和海外华人圈里那些对中共政治内幕充满好奇的人。
在这本书里，张国焘与妻子杨子烈对伟人、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大量抨击，尤其对伟人的评价最为严苛，字里行间藏着几十年的怨气和不甘。
由于这本书出于一个失意叛徒的视角，历史学界普遍认为其中部分描述不够客观，带有明显的情绪色彩，需要参照其他史料加以甄别。
就是在这洋洋百万字的骂人大全里，出现了两个异常干净的名字。
这两个人，张国焘不仅没有任何批评，反而在书中多处专门给出了他少有的正面评价——措辞之真诚，与他对待其他人时的刻薄相比，显得格外刺眼，也格外引人注目。
说起来，能让这样一个人在骂声中专门停下来、认认真真说一个人的好话，这本身就是一种极不寻常的事。
写过回忆录的人都知道，真正难写的，不是那些刻意吹捧的文字，而是那种被迫承认、发自内心、想按住又按不住的崇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