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我的回忆》(张国焘著,香港明报月刊,1966年出版);《历史的回顾》(徐向前著,解放军出版社);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相关史料;维基百科·张国焘词条;中国日报网·蔡申熙条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官网《布衣元帅徐向前:创造了军史上多项第一》;腾讯新闻历史频道《杰出革命英雄蔡申熙》;《炎黄春秋》桑宜川《张国焘客死加拿大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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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1月26日,是张国焘的82岁生日。

三个儿子把他从多伦多士嘉堡的老人病院接出来,带到大儿子张海威家里,天伦之乐使张国焘的心情好转起来,不愿再回到严寒难忍的老人病院。

但不回去又能去哪里?

三个儿子各自勉强度日,再养活张国焘就更拮据,他只能再回到那家他不愿意住的老人病院。

杨子烈为他准备了几床毛毯,以抵挡严寒的侵袭。

12月初,多伦多大雪不止,气温骤降。

12月2日夜,病床上的张国焘翻身时把被子与毛毯弄到了地上,数次按铃叫护士却无反应。

3日凌晨5时,张国焘已处于弥留之际。

当亲人赶到老人病院时,张国焘已去世多时。

死前,他叮嘱儿子,他的墓要朝向东南——那是他出生的方向,也是他这辈子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1979年12月5日,张国焘被安葬在多伦多松山墓园。

几天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电汇蔡孟坚3500美元,用于处理张国焘的后事。

一代叱咤风云的人物,就这样在异乡落幕,连一个像样的葬礼都没能留下,全靠着曾经的对立阵营施舍的一笔钱,才得以入土为安。

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漫长画卷里,张国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名字。

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创始人之一,参与了开天辟地的一大;他曾手握重兵,率领红四方面军纵横疆场;他也野心膨胀,另立"中央",把整个革命推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他背叛了同志,投靠了蒋介石,从此被历史永久地钉上了叛徒的标签。

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张国焘靠着美国人的资助,在香港写下了洋洋百万字的回忆录——《我的回忆》。

在这本书里,他几乎把能骂的人全骂了个遍,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无一幸免,笔墨之间,处处是夹枪带棒的阴阳怪气。

然而,这本书里偏偏留下了两道豁口。

有两个人,张国焘写到他们时,笔下的气质突然变了——没有了阴阳怪气,没有了暗藏刀锋,取而代之的,是难得的平静与真诚,甚至带着某种掩饰不住的惋惜与追思。

这两个人究竟是谁,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让一向目空一切的张国焘甘愿放下那颗高傲的头颅,答案,就藏在他生命里最重要的那几年历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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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北大才子到党的创始人,野心与能力相伴而行的张国焘

张国焘,1897年生于江西省萍乡县,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

1916年,张国焘进入北京大学读书,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1920年秋加入北京中共早期组织。

从官绅世家出身,读北京大学,参加五四运动,再到加入共产党,张国焘迈出的每一步,放在那个时代,都是顶配的起点。

年轻时候的张国焘,确实有几分真本事。

他口才出众,思维敏锐,在工人运动、党的建设方面都建树颇丰,很快在北京学生圈里积累起了相当的人望。

然而,能力越强,野心越大——这句话放在他身上,准得惊人。

中共一大期间,就有部分代表公开表达过对张国焘的不满,认为他跋扈,主观意识太强,行事专断,不听异见。

这类评价,贯穿了他整个政治生涯,从未消散。

1921年7月,张国焘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党内资历很深。

被选为中央局三名成员之一,兼任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

这个位置,意味着他从一大开始,就已经站在了中国共产党最核心的决策层里。

1922年初,他代表中共奔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议期间会见了列宁。

这段经历,让他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中唯一一个亲自见过列宁的人,这份资历,放在那个年代,几乎无人能及。

有了这样的背景,有了这样的资历,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越来越稳,胃口也越来越大。

在早期的革命工作中,他主导劳工运动,参与建党工作,大事小事都拿得起来。

他领导了北京、上海等地的工人运动,在二十年代初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留下了颇深的痕迹。

这些年,他做的事情,放在历史书里,是实打实的贡献。

可他始终忘不掉那一件事——权。

中共一大之后的十多年,他在党内浮浮沉沉,时而居于要职,时而退居二线,可那颗追逐权位的心,从来没有真正安静下来过。

这粒种子埋下去,多年后,终究结出了毒果。

时间拉到1935年。

红军长征途中,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县)一带历经艰辛终于会师。

这本是一件大喜事,可张国焘盘点了一下两支部队的兵力——中央红军因长途转战损耗严重,到达懋功时仅剩一万余人;他自己手下的红四方面军,却有八万人马,装备和兵力都在中央红军之上。

这个悬殊的兵力对比,让张国焘的算盘打得更响了。

他以人多势众为底气,要求重新分配中央的决策权和军事指挥权,遭到党中央明确拒绝之后,索性另立"中央",拒绝配合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带部队南下。

南下的结果是一场溃败。

进入川康高原藏区后,气候恶劣,补给断绝,碰了壁,损兵折将,原本八万人的红四方面军在南下过程中伤亡惨重,最终不得不灰溜溜地率残部北上,重新归队,接受批判与检讨,威信在党内一落千丈。

从1937年起,中共中央对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展开了全面批判,把他另立"中央"、拒绝北上、坚持南下的一系列决策逐一清算。

心高气傲了半辈子的张国焘,哪里受得了这等待遇。

从接受批判到最终叛逃,他心里积累的抵触、不服、积怨,一点一点在胸腔里堆积,直到彻底爆发。

1938年4月18日,张国焘被开除党籍。

在此之前,他已于清明节那天,借着祭扫黄帝陵的机会,悄悄登上了国民党的车,再也没有回来。

从此,他成了中共历史上最有名的叛徒之一。

这几个字,像一块石头,从此压在了他的名字上,再也揭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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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叛逃之后,处处碰壁的落魄生涯

张国焘出走的那一刻,大约还抱着不小的期望——以自己在中共党内十余年的核心地位,以及掌握的大量组织情报,到了国民党那边,以他的分量,应当得到相当的礼遇。

事情没有他想的那么顺利。

加入军统后,张国焘从事反共特务活动,上演了一幕"中共创始人反对中共"的闹剧。

在国民党体系里,他始终是个外人。

他的价值,说到底,不过是榨取情报,顺带充当一块"共产党创始人叛逃"的活招牌,来做政治上的宣传。

真要给他实权,蒋介石从没想过。

他参与了一系列反共特务活动,迫害了不少曾经的战友,却始终未能在国民党内部获得真正的信任与重用,始终是个被利用的外人,这一点,他大约心里清楚,却无处可说。

抗战结束后,国共内战骤然激烈,到了1949年,国民党大厦将倾,溃败已成定局。

1949年前,张国焘携全家前往台湾,但未能继续在军统任职,后隐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晚年张国焘靠给美国人写回忆录为生。

在台北待了不到几年,他举家迁往香港,试图在那里找到新的出路。

1949年至1952年10月张国焘任《中国之声》杂志社长;1966年开始为美国堪萨斯大学撰写《我的回忆》连载文章,并于香港明报月刊刊登中文版。

做得不温不火,此后便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漫长的19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张国焘在香港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经济拮据,社交圈子极窄,当年呼风唤雨的气派,早已不见踪影。

那些年,他的老朋友、老对手们,各自在历史舞台上继续演着属于自己的戏份。

而他,坐在香港的斗室里,只能靠着报纸上的零星消息,遥遥地打量着那片再也回不去的土地。

1961年,转机来了——美国堪萨斯大学派人找到张国焘,希望他能写回忆录。

张国焘答应了,4年之后,张国焘完成了100万字的《我的回忆》。

在这4年期间,堪萨斯大学每月仅付他2000港币作为研究费用,后来香港明报月刊向张国焘取得中文版权,他才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报酬。

写回忆录,对张国焘来说,不只是一份维持生计的营生。

这也是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着整个世界,做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清算"。

那些年里,每当提笔,他大约都是带着情绪的。

四年的时间,一百万字,这是一个垂暮老人倾尽余生心力写出来的东西。

写到最后,回头看看自己这辈子经历过的一切,不知道他心里究竟更多是悔恨,还是不甘。

这本书的问世,在海外华人圈引发了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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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的回忆》——一本夹杂着傲慢与怨气的奇书

《我的回忆》这本书,大致可以分成两个层次来看。

前两册,主要记述了建党前后以及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重大事件,史料价值相对较高,这部分内容与中共党史公开出版的内容也大体可以相互印证,出入不大,对于研究那一段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的回忆》主要记述了他叛党以前的政治经历,对建党前后和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及抗日战争前夕的重大事件均有所述评。全书九十余万字,分三册出版。

真正充满争议的是第三册——也就是讲张国焘在苏区与党中央博弈的那一段,这部分笔墨之间私怨极重,立场严重偏斜,对许多历史事实的叙述,都打上了浓厚的个人烙印。

在这些回忆录中,张国焘与妻子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党领导人进行了大量的抨击,尤其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尤为严苛。

书中对毛泽东的指控,有一部分是基于他与中央长征途中真实存在过的路线分歧,但更多的,是夹带着深重的个人私怨。

在外界的眼里,这本书的阅读价值很复杂——有的人拿它当一面镜子,对照着中共官方党史来看那段历史的另一面;有的人则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叛徒为自己辩护、顺带给昔日政敌泼脏水的工具。

《我的回忆》于1966年出版后,毛泽东辗转也搞了一本,读完后气愤对周恩来说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在张的眼里我们这一群人中,只有刘伯承是好人。"

然而,在这本几乎把所有人都挨批了个遍的书里,确实存在两个例外。

这两个人,在整本书的叙述中,始终未被张国焘说过一句负面的话。

写到他们时,张国焘的笔调突然变了,不再是那副夹枪带棒的尖酸姿态,而是换上了真实的崇敬与惋惜。

这种转变太明显,明显到读过这本书的人,几乎无一不注意到这两处异常的"温柔"。

他们是红四方面军的将领,是张国焘担任政委期间最依仗的军事力量的核心。

他们在战场上交出来的成绩单,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

而他们身上的品格,是另一种程度的强悍——那种让一个叛徒在事隔几十年之后,依然不愿意、也没有办法去否认的东西。

如果对立面之间都说一个人好,那这个人的确就有值得称道之处。

这句话,放在张国焘与这两个人之间,分量格外重。

他们的名字,就藏在下面的文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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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本骂遍半个中国的回忆录,偏偏留下了两道豁口

把《我的回忆》从头翻到尾,会发现一个极有规律的现象:凡是在长征途中与张国焘在路线问题上有过正面冲突的人,书里几乎无一例外地挨了骂;凡是在党内政治斗争里和他过过节、跟他唱过对台戏的,回忆录里也都留下了带刺的评价。

这本书,是张国焘在人生最后岁月里,对着过去几十年的恩怨,做出的一次洋洋洒洒的"清算"。

捋清楚这个逻辑,再去看那两道豁口,就会觉得格外耐人寻味。

这两个人,和张国焘之间,并没有什么深到无法化解的积怨。

他们不是在党内政治斗争里和他直接交过手的对手,不是在长征路线之争里和他扯皮过的人,更不是曾经公开批判过他的政敌。

他们是他的部下,是他担任红四方面军政委时,战场上最重要的那两支手。

然而,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回忆录里,却带着完全不同于其他人的气质。

写这段文字时的张国焘,早已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中风偏瘫,客居异乡,这辈子所有的喧嚣、争斗、算计,都已经成了远去的烟尘。

在那样的时刻,一个人还能提起的崇敬,往往已经不是靠刻意维持的,而是从心底里压不住、也不愿意压住的真实流露。

尽管张国焘的回忆录中有不少内容带有情绪化的发泄,但他对这两位将领的评价却是客观公正的,这也是历史公认的事实。他们确实是我党杰出的军事家。

一本有着强烈私怨色彩的回忆录,作者在自己都无法掩饰的崇敬之处,留下的才是最可信的评价。

而当那份回忆录被一页一页翻开,当读到这两段异乎寻常的温厚文字时,所有人都不会想到——这个叛徒留在历史上最有分量的话,不是他对领袖的诋毁,不是他为自己所做的辩护,而恰恰是他对这两个人发自肺腑、一字不改的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