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罗朋(江西省原民政厅厅长)"词条;人民网邓小平纪念网《"我的工友邓小平"》(2013年9月4日);新华社《小平百年诞辰:小平谪居江西二三事》(2004年8月13日);中新社南昌《小平小道:中国改革开放思想在这里萌芽》(2021年3月29日);江西新闻网《"百件革命文物说江西"之革命旧址篇:邓小平旧居与劳动车间》(2021年3月25日);中山大学党委宣传部《江西南昌小平小道和小平旧居相关材料》(20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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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0月,南昌郊外的稻田刚收完最后一茬庄稼,红土地上留着齐整的稻茬根,风吹过来,带着泥土和干草混在一起的气息。

一辆普通的小车停在南昌陆军步兵学校的大门口,从车上走下来的,是一位已经65岁的老人、他的妻子卓琳,还有继母夏伯根。

三个人带着不多的行李,神情平静,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任何迎送的队列,就这样踏上了这片陌生的土地。

他们要住进去的,是校园里一栋两层的小楼,当地人叫它"将军楼"。

楼不大,二楼有卧室和起居室,条件简朴,胜在偏僻清静。

从那天起,这栋楼将成为他们未来三年多时光的落脚之地。

窗外是一望无际的稻田,远处是南昌城郊连绵的矮山,风很大,吹进窗来,带着深秋的凉意。

这位老人,就是邓小平。

在此之前,他已经在特殊时期的冲击下被解除了职务,从北京被护送至此,接受监督劳动。

等待他的,是距将军楼步行约一公里外的一间县办小厂——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

这间厂子只有八十余名工人,做的是农机修理配件的活儿,放眼江西全省,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一间县级集体工厂。

就在那间不起眼的小厂里,有一个人,早在消息传来的那一刻,就已经暗暗下定了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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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十四年后,在江西的再度相逢】

罗朋,1915年生,祖籍广东番禺。

1938年6月,他经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介绍,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从那时起,他的一生就和这支队伍牢牢绑在了一起。

翌年1月,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延安的日子是艰苦的,也是充实的。在抗大的学习经历,给了他一套扎实的政治理论底子,也让他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无论走到哪里,都多了一份别人所没有的沉稳和定力。

那时候他还年轻,可那几年的锤炼,定下了他这一生做事的底色。

1945年5月,罗朋被分配至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出任教育科副科长,正式成为刘伯承、邓小平麾下的一员部下。

在那段烽火频仍的岁月里,他多次参加首长主持的各类大小会议,聆听过邓小平的报告和讲话,对这位首长的为人和作风,有了直接的了解。

那时的邓小平,是军政双全、处事果断的军区首长;那时的罗朋,不过是三十岁出头的年轻干部,上下级之间,各有职责,各守其位,说不上深交,却有一份属于同袍的了解与尊重。

解放之后,罗朋随南下工作团进入华南,先后在广东省公安厅、海南行署公安局任职,在地方治安和行政管理领域积累了多年实际经验。

1956年,他被调往北京,出任公安部第四局(边防局)副局长,坐上了正局级的位置,彼时已是公安系统里有相当资历的干部,在北京的工作也算站稳了脚跟。

1962年,罗朋被调离北京,转任江西省物价委员会主任。

同年冬,他又被调往江西蚕桑垦殖场担任党委书记。

进入1969年,局面愈发复杂,他再度受到冲击,被下放至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担任革委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

可罗朋没有因此一蹶不振,到了小厂,该干什么干什么,踏踏实实把手头的事情推进下去,日子虽说难熬,倒也一天天过了下来。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1969年10月中旬,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陈昌奉和办公室主任程惠远专程来到拖拉机修配厂,向罗朋传达了上级的一项安排:邓小平将被调来该厂,接受监督劳动。

罗朋当时已经54岁,离开晋冀鲁豫已经二十四年了。

那个在首长报告会上坐在台下认真听讲的年轻干部,如今站在这间县城小厂的办公室里,听说老首长要来,心里的波澜,史料里没有留下任何文字。

可从他接下来一系列的动作来看,那颗心,早已经定下来了。

[二]【件件不打眼,件件都是心思】

邓小平到厂之前,罗朋在全厂大会上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被当年的车间主任陶端缙完整地记在了记忆里:"邓小平要到我们厂里劳动,全厂职工严格保密,不允许向外人讲此事,自己家里人也不例外。"

就凭这一句话,整个工厂上上下下都清楚了规矩。从那天起,外单位人员一律只能在厂部接洽工作,不得踏入车间半步。

这道命令没有任何花哨的解释,简单明了,却把所有潜在的麻烦挡在了门外。

随即,罗朋组织了一次大扫除。

罗朋把这些东西清掉,没有多解释原因,只说是整洁厂容,工人们也就照办了,谁也没有多问。

大扫除之后,他又在车间角落单独为邓小平搭建了一间简易卫生间,省去了每天在全厂范围内来回走动的麻烦。

这个安排看起来不大,却是罗朋把细节想到了前头。

工作安排这件事,罗朋同样用了心思。

邓小平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做过钳工,有实际操作基础。

车间主任陶端缙和罗朋商量后,给邓小平安排了一份用锉刀修整拖拉机连接螺丝的活儿,这项活计需要技术,却不太耗费体力,不用长时间蹲下起身,对于一位年届六旬五的老人来说,是几项可选方案里最为合适的。

事实证明,这个安排相当妥当。邓小平锉出来的零件质量稳定,尺寸精准,工友们私下议论,他的水平至少相当于四五级钳工。

工作之外,罗朋还单独组织了七名政治可靠的老党员,专门负责厂区内的安全保卫工作,其中一人常驻厂门把守,严格管控外来人员进出。

这七个人守住了外来视线的第一道关口,让邓小平的日常劳动少了许多来自外界的无谓干扰。

还有另一件事,处理得格外机灵。

江西省方面派了一位姓黄的干部来厂,专职监督邓小平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整天拿着一个板凳坐在邓小平身旁,车间里的气氛因此绷得相当紧。

罗朋看出了问题,想出了一个稳妥的办法——专门请这位黄姓干部承担给全厂职工上政治辅导课的任务,定为每周两次,课前还需要认真备课。

这个安排一出,黄姓干部果然腾出了大量时间去备课上课,每到上课前后,自然就要离开邓小平所在的车间去准备教案、组织学员。

如此一来,车间里的气氛松动了不少,邓小平每天干活时,不再始终有人坐在旁边盯着,工友们也舒展了许多。

这些安排,罗朋没有一件是大张旗鼓地做的。

每一件单独拿出来看,都是正常的厂务管理,放在一起,才能看出其中的筹谋和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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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条炉灰渣铺出来的路】

从将军楼到拖拉机修配厂,按正常路线走大路,不仅要多绕一大圈,沿途还人来车往,对于一个需要低调行事的特殊人物来说,每天两趟,消耗大,风险也不小。

工厂里有工人师傅提议,可以从工厂西南面的后土墙开一道小门,沿着荒坡和田埂,铺出一条近路,直通将军楼方向的住所。

这个提议得到了罗朋的支持,很快就付诸行动。

工人们把工厂里积攒下来的炉灰渣一铲一铲地填进田埂,细细铺平,铺出了一条约1.5公里长的小路,从工厂后墙小门出发,蜿蜒穿过庄稼地和荒坡,连接着将军楼一侧的住所。

路面谈不上精细,却结实耐走,晴天不起尘,雨天不泥泞,两位老人走起来没什么大碍。

从那以后,邓小平和卓琳每天早上从将军楼出发,沿着这条小路步行到工厂,傍晚再原路返回,风雨无阻,三年零四个月,从没有间断过。

这条路,后来有了一个名字——小平小道。

小道两侧,种着庄稼,长着杂草,偶尔有农村妇女挑着担子经过,抬头看一眼,又埋头走自己的路。

那个每天准时踏上这条路的老人究竟是谁,附近的人多半不知道,知道了也没有多问,日子就这样在脚步声里一天天过去。

工厂里,邓小平的日子有规律得近乎单调。

每天按时上工,按时收工,劳动之余偶尔和工友说几句话,烟瘾很大却从不在车间里抽烟。

厂里夏天曾提出给他专门备一把小风扇,他拒绝了;工友们专门搭建了一间简易休息室,他一次也没有去住过,始终和大伙儿待在同一个车间里,干同样的活,吃同样的饭,从没有要求过特别待遇。

1970年的某一天,邓小平在车间劳动时突然晕倒,工友们慌了神,卓琳赶来,说是低血糖引起的,喝了糖水才缓过来。

这件事让工友们心里都捏了一把汗,往后大家不约而同地多留了几分心,干活的时候时常往他那边瞟一眼,出了什么状况立刻有人在旁边。

三年零四个月,这段日子在旁人眼里或许不算长,可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来说,每一天都是实实在在的。

这位年逾六旬的老人,就在这条炉灰渣铺就的小路上,一天又一天地走着,思索着,等待着。

[四]【1973年2月,那个离开的早晨】

1973年2月,邓小平一家收到了可以离开江西、返回北京的消息。

三年零四个月,从1969年10月到1973年2月,这段日子终于走到了头。

离开那天,行李收拾得并不多。将军楼二楼那些摆了几年的书,一本本装进箱子;院子里的植物还在,窗台还在,只是人要走了。

邓小平和卓琳从将军楼出发,经过那条熟悉的炉灰渣小路,走过拖拉机修配厂的厂区,和工人们一一道别。

工厂里,很多工友都来送行,场面简单,话不多,却都是真心话。

多年以后,这些工友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起那一天,都说当时气氛平静,没有太多煽情的场面,只是大家默默地站在那里,看着老邓一家上车,看着车子慢慢驶出厂区,驶上那条通往南昌城区的公路,越来越远,直到消失不见。

罗朋也在那人群里。

车子启动,驶出厂区,越来越远,消失在那条公路的尽头。

工友们陆陆续续散去,厂区里的声音重新喧嚣起来,锉刀声、机器声、工人们的说话声,一切都和从前没什么两样。

可实际上,每个人心里都清楚,有什么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此后不久,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然而,那个站在送行人群里、目送车子远去的罗朋,他接下来的路究竟通往哪里——所有人都未曾料到,等待罗朋的,将是一条远比任何人想象中都更为意想不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