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徐海东》《徐海东:一个共产党员不为党工作,是耻辱》《徐海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功勋卓著 初心如磐》《新中国成立初期将帅让衔》《虎将徐海东》《名将与仙女的爱情》《缅怀徐海东:曾九次负伤》;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1955年首次授衔的前前后后》《毛泽东“借钱”趣事》;求是网《5000大洋见党性》;中国军网《三授军衔,十大将中他位列第二》《多想想徐海东的“三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网《共同走过长征的革命伉俪》;中国新闻网《徐海东抗战紧张时病倒 毛泽东:精心养病 天塌不管》;湖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开国大将徐海东——满门忠烈》;人民日报《环球人物》徐文惠访谈;徐海东《生平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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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27日下午两点半,中南海紫光阁西侧的国务院礼堂。

台上摆着一张长桌,桌上是叠得整整齐齐的命令状。

周恩来站在桌后,一份一份往下递。

台下站着一排将官,军装崭新,肩章上的星在灯下发亮。

这一排人里,有九位大将军衔的获得者。

粟裕站在最前,按名册上的次序,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依次上前。

名册上十个人,台上站着九个。

排在第二位的那个名字念到了,人不在。

他不在北京。

他在大连,文化街75号的一间屋子里躺着,床边立着氧气瓶。

从1940年春天起,他离开指挥岗位已经十五年。

抗日战争的后半段、解放战争的四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六年,他都在病床上度过。

十位大将里,缺席授衔典礼的只有他一个。

名册上的次序也让人费解。

一个十五年没上过战场、1955年身上没有实际军职的人,排在粟裕之后,排在黄克诚、陈赓之前。

评衔的时候,他的名字被单独拿出来议过,最高处讲了一句话,这个位置就定死了。

还有一件事,当时知道的人不多。

名册送到大连以后,他托人往北京捎了几句话。

这几句话没有改动名册上的任何一个字,它让这个排第二位的人,从此在十个人里显得格外不同。

要弄清这几句话的分量,得从一个窑工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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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窑工:六代烧窑的人家,出了个拿枪的

1900年6月,湖北黄陂县徐家桥村一户姓徐的窑工家里添了个男孩。

这个村子后来划归大悟县。

徐家往上数六代,都是烧窑的。

窑在村外的土坡上,村里人叫它徐家窑。

烧的是瓦盆、水缸、陶罐,都是农户家里离不了的东西。

一窑装几百件,火候到了要封窑、闷水,差半个时辰,出来的货就开裂。

他十二岁起挑担赶集。

一担瓦盆八十斤上下,从徐家桥走到河口镇的集市,十五里山路,天不亮出门,午前到。

卖得好,一担能换几升米;卖不动,挑回去,第二天再走一趟。

窑上的活是苦活。

和泥、制坯、装窑、看火,一窑瓦盆出窑,挑上肩,走几十里山路去卖。

他十二岁进窑厂,个子还没扁担高,先学着踩泥。

泥要踩得熟,踩不熟烧出来就是废品。

这门手艺他学了几年,手上磨出的茧子,到老都没有退。

家里孩子多,吃饭的嘴比干活的手多。

他从小听的话是,窑上的火不能停,人也不能停。

这句土话后来在队伍里变了样子:队伍不能散,散了就再也攒不起来。

他原名徐元清,乡里人叫他元清。

徐家桥那一带姓徐的多,同辈里叫“元”字的有十几个,“海东”这个名字是后来改的。

九岁那年,家里凑钱送他进过私塾。

念了不到一年,家里断粮,他回窑上去了。

他后来认得的字,一半是私塾里学的,一半是在队伍里补的。

1925年春天,他离开徐家桥,到武汉找出路。

那一年他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上又把他派到直系军阀刘佐龙部学军事。

一个烧了十年窑的人,第一次摸枪。

在刘佐龙部学军事那半年,他学的是队列、射击、构筑工事,还有一样更要紧的东西:一支队伍靠什么把人拢住。

他认得的字不多,可记性好,口令听一遍能复述,队形看一遍能摆出来。

这些本事一年后在汀泗桥用上了。

一个排从侧翼摸上去,靠的不只是勇,还靠知道炮兵阵地最怕侧后,人一慌,炮就白摆。

1926年6月,他南下广东,进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三营九连,当代理排长。

第四军在北伐里被叫作“铁军”。

1926年8月底,汀泗桥。

吴佩孚的部队在桥头摆开阵势,几门炮架在铁路边的高地上,压着进攻路线。

他带着一个排从侧翼摸上去,冲垮敌人的四个炮兵连,缴获十二门大炮。

师部通令嘉奖,他由代理排长正式升为少尉排长。

打下汀泗桥,第四军接着围武昌。

武昌城墙厚,守军据城不出,围了四十天。

他所在的团打通湘门一线,白天挖壕,夜里往前挪,把壕沟一段一段逼到城墙根。

10月10日城破,他跟着队伍从缺口里进去。

这是他一辈子第一个军衔,少尉。

1927年6月,大革命失败的前夜,他回到家乡。

中共黄陂县委让他当农民自卫队队长。

他手里只有十七个人,一支手枪,八发子弹。

1927年11月,黄麻起义。

他带着这十七个人参加。

起义队伍攻下黄安县城,二十一天后被反扑的敌军打散,他带着人退进山里。

起义失败后的一年多,他在黄陂、黄安一带的山里打游击,先当县赤卫队大队长,带着几十个人,白天藏,夜里动,靠的是老乡递消息、送饭。

这段日子教会他的东西,比在正规军里学的更管用:一支小队伍怎么在敌人的缝隙里活下来。

1929年初,他在夏区领导年关暴动。

暴动失败,队伍散了,他成了通缉犯。

报复来得快,也来得狠。

徐家先后有六十六口人被杀,从老人到孩子,村子里的亲人几乎被杀绝。

他后来很少提这件事。

那些名字,他记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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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树镇:一支离开大部队的军队,自己走完了长征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西撤,留下来的部队被打散,根据地缩到几块山头。

11月,红25军在黄安檀树岗重建,他把收拢起来的人编进这支部队,先当师长,后当军长。

那几年鄂豫皖的日子是按“围剿”和“反围剿”算的。

敌人来一趟,部队走一趟,走不动的人留在山里。

他把散兵收拢起来,把伤员藏在老乡家里,把打散的连队重新编起来。

一支队伍就这样从废墟里长回去。

1933年3月,红25军在郭家河打了一次大胜仗;几个月后的七里坪战斗却打成了消耗战,部队减员严重。

他在那一年学会了另一件事:打得赢的仗要打,打不起的仗要躲,队伍活着比面子要紧。

1934年3月,安徽葛藤山。

他手里只有两个营,敌人四个团围上来。

他把一个营摆在正面顶住,另一个营顺着山梁往侧后绕,做出抄后路的架势,敌人阵脚一乱,他反手压下去,毙伤俘敌一千多人,活捉了代理师长柳树春。

这一仗的打法后来被叫作葛藤山战法:正面少放人,侧后多绕路,让对方先乱。

1934年4月,红25军与红28军合编,他任军长。

1934年11月,鄂豫皖已经待不下去。

中央派程子华带来指示,部队准备转移。

转移前的半个月,部队把根据地里的浮财打光,换成银元分到连队,重伤员一个一个安置到老乡家里,能走的人带上三天干粮。

11月16日夜里,全军在何家冲集合,队伍里还有十几个女同志,走到陕北的只剩七个。

红25军全军两千九百八十余人,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他任副军长。

从何家冲出来,部队先往西,再折向北,一路避着铁路和公路走。

二十多天里,队伍白天钻山,夜里过封锁线,靠的是向导和当地党组织。

走到方城的时候,人已经冻得不成样子,草鞋磨穿了,脚上的布条结了冰。

11月26日,队伍走到河南方城县独树镇。

天降大雪,北风裹着雪粒,打在人脸上像沙子。

前卫部队刚过七里岗,敌人的一个旅加一个骑兵团从两翼压上来,占了前面的高地。

这一仗最要命的是冷。

战士的手指冻僵,枪栓拉不开,手榴弹的引信点不着。

队伍被压在一条沟里,前面是机枪,后面是追兵。

他赶到前边,把一个营顶上去,从侧翼往高地上反。

雪地里看不清人,只看见一片灰影往上挪。

打到天黑,敌人没敢再压,队伍连夜突围。

12月10日,部队在陕西洛南县庾家河开会,敌人的六十师突然摸上来。

他带着人反击,一颗子弹从左眼下方打进去,从颈后出来,血堵住了喉咙。

他当场倒下,昏迷四天四夜。

抬他的人以为他不行了。

第四天夜里他醒过来,先要知道部队走到了哪里。

庾家河之后的一个多月,他躺在担架上走。

伤口化脓,没有药,只能用盐水洗,洗一次疼得浑身是汗。

抬担架的人换了几拨,他一路问的还是那句话:部队到了哪儿。

伤没好利索,他就开始看地图、下令。

1935年,红25军在鄂豫陕边站住脚,建起根据地。

7月,部队从缴获的报纸上得知中央红军正在北上,他主张西进甘肃,去接中央。

1935年2月,部队在陕西柞水一带落脚,打土豪、分粮食、建农会,鄂豫陕边的根据地从几道山沟扩到几个县。

伤还没好利索,他已经能坐起来看地图。

8月21日,部队在甘肃泾川县渡汭河,敌人的一个团从背后压上来,政委吴焕先在指挥时中弹牺牲,年二十八岁。

9月15日,红25军到达陕西延川县永坪镇,同刘志丹的红26军、红27军会师。

出发时两千九百八十余人,到陕北时三千四百余人。

长征的队伍里,人数不减反增的只有这一支。

9月18日,三支队伍合编为红15军团,他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

10月1日,劳山。

东北军110师从延安南下,钻进伏击圈,师部和一个团被吃掉,师长何立中重伤后死去。

10月25日,榆林桥,守军107师619团的四个营被歼,团长高福源被俘。

这两仗打完,陕北的东北军不敢再单独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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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千块大洋:一张借条,一次表态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

队伍七千多人,冬衣没有着落,粮食只够几天,每个战士身上剩不下几发子弹。

11月的陕北已经上冻。

中央红军供给部的账上,钱不够买棉衣。

毛泽东写了一张借条,派人送到红15军团,大意是请红15军团借两千五百元给中央,以便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的问题。

他接到借条,叫人把供给部长查国桢找来,问家底还有多少。

查国桢报的数是七千元。

他当场定下:留两千,送五千。

五千元送到中央。

他又下令,每个班挑一挺最好的机枪送去,军团里最精锐的骑兵团也交给中央指挥。

毛泽东后来多次讲,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这句话里的“大功”,一半是那五千元,一半是那支队伍。

1935年11月,直罗镇。

红15军团和红1军团并肩,把东北军109师装进口袋,师长牛元峰自杀,全军俘敌五千三百余人。

毛泽东把这一仗叫作“奠基礼”,党中央把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从此完成。

直罗镇的地形是一个口袋,镇子在沟底,两边是山。

红15军团从南面压,红1军团从北面堵,口袋一收,敌人的两个师没跑出去。

1936年2月,红军东征山西,他率红15军团渡过黄河。

5月回师。

12月西安事变后,红军主力南下关中,他的部队进到三原、咸阳一带。

西安事变那一个月,红军南下的任务不是打仗,是站住位置。

中央军几十个师往潼关压,红军在关中北线摆开,他的部队守在咸阳以北,管的是西安的北大门。

那些天枪没怎么响,可谁站在哪里,决定谈判桌上谁说话硬。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他任115师344旅旅长。

9月,344旅在平型关一线参战。

平型关那一仗,344旅担任的是断敌退路、阻击援军的活。

主力在乔沟把日军辎重队截成几段,344旅在外围顶住增援,一天里打退几次冲锋。

仗打完,八路军的名字传遍全国,他的部队也伤了元气。

1938年6月,他率部在山西阳城以北的町店设伏,放过先头,截住辎重,毙伤日军五百余人,毁汽车二十余辆。

町店那一仗打的是巧。

日军一个联队沿河谷行进,天热,士兵下河洗澡,枪支架在岸边。

他等的就是这个空当,两头一堵,中间一压,敌人连队形都来不及展开。

从1937年9月到1938年8月,他在晋东南一带打了九个月,部队从几千人扩到上万人,仗一场接一场。

连年转战,身体先垮了。

1938年8月,他在战场上病倒,吐血不止,被送回延安。

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他列席。

养病那几个月,他把《红楼梦》读了三遍,说自己过去是“半个中国人”。

1939年9月,他随刘少奇到华中,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4支队司令员。

到任时,皖东的根据地还没成形,部队刚整编,人心不定。

从延安到华中,走的是西安、洛阳、竹沟这条线。

一路上有国民党的检查站,有土匪,有被水淹了的公路。

他到任那天,身上还带着一路的风尘,说话都带着陕北的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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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年:一张病床,一根氧气管

1939年12月,日军从南京、蚌埠、滁县调集两千余人,分三路合击全椒县周家岗。

他指挥第4支队7团、9团等部,在周家岗一带阻击、反击,打了一整天。

战果是毙伤俘敌一百六十余人,击毙日军指挥官毛高千穗,活捉一名日军分队长,敌人向皖东的第一次“扫荡”被粉碎,根据地站住了脚。

1940年1月,周家岗战斗的总结会开完,他站到台前讲话。

讲到半截,胸口一热,一口血喷在讲稿上,人往后倒,被抬了下去。

那一天他四十岁。

从那天起,他再没有回到战场。

此后十几天连续吐血,胸部肿得盖不住被子,被子压上去人就喘不上气。

妻子周东屏用铁丝弯了一个架子支在床头,把被子搭在架子上,中间空出一层,人才睡得着。

1941年5月,皖南事变之后,华中局势一天比一天紧。

他听说部队在打仗,自己躺着动不了,整夜不睡,病情加重。

华中局把他的情况报到延安。

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末了八个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

这封电报他看了很多遍。

那几天他咳得厉害,看一遍要把纸放下歇一歇。

1947年9月,中央把他送到大连,住进文化街75号。

苏联军医给他做了第一次X光透视,片子出来,医生没吭声,把片子递给同行的人。

他的肺部大部分功能已经失效。

这位军医后来知道,这个人靠中草药撑了七年,几位医生凑在一起说,这是医学上的奇迹。

奇迹的说法传到他耳朵里,他没有接话。

他在那间屋子里躺下,一躺九年。

那几年他的病房里常备两样东西,一辆轮椅,一副担架。

天气好的时候被推出去晒一个钟头太阳,回来就累得说不出话。

九年里的日子按钟点过。

早上听人念报纸,上午看文件,下午有老战友来就坐一会儿,夜里咳得睡不成,就让人把地图铺在被子上,一处一处指着问。

大连那间屋子朝海。

窗子外面是海,屋里人听见的是浪,看不见的是船。

他病得最重那几年,说话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挤,写字手抖得握不住笔,一份文件看下来要分三次。

苏联医生当年给的判断是,这个人活不过三年。

三年过去,五年过去,他还躺着。

到1955年,他已经在这张床上躺了十五年,肺里能用的部分不到三成,说话要攒够一口气。

他知道自己的身体是什么成色,也知道1955年是什么年份。

军队要正规化,要授衔,要把二十多年打出来的账一次算清。

这样的年份,他等了很多年。

1955年9月,评衔进入收尾,一份印着十个名字的《将级军衔名册》从北京送到文化街75号。

按评衔的办法,名册要征求本人意见。

他让人把名册念了一遍,又让人念了一遍。

念到第二位的时候,屋里没人说话。

他半躺着,听完了,叫人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喊来,口述了几句话,让捎到北京去。

那几句话很短。

记录的人写完,念给他听,他点了点头,把纸推回去。

第二天清早,这几句话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而当这几句话摆到中南海的桌上,看到它的人读了两遍,把纸压在桌上,起身去找周恩来。

这几句从大连捎来的话,后来也成了1955年评衔里最不好解释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