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很好奇，抗战时期日军在华北屯驻了几十万大军，为什么就是打不到延安？
说实话，就这个问题，网上各方面的猜测都有，甚至还有部分人阴阳怪气，简直就是奇谈怪论，满嘴放屁。
从七七事变爆发开始，日本人就无时无刻不想过黄河，踏足陕北这片土地，但每次都被八路军揍的丢盔卸甲，这其中离不开党中央毛主席的精妙的布置。
天险与刀锋
1937年8月25日，在八路军主力都开赴抗日一线后，中央军委又决定，在延安设立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并任命萧劲光为主任。
同年11月，为了加强黄河一线的防御，中央决定成立五县（绥德、葭县、米脂、清涧、吴堡）和神府、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并将留守部队（第385旅旅部和第770团）集中整编为八个警备团。
不过即便如此，相比于数量庞大的日军，八路军在后方留守的部队满打满算不过九千余人，加上地方民兵也不过一万三千上下。
就这么一点兵力，八路军还要配合边区政府工作，清剿地方土匪等等。
当时，对岸山西境内的日军仅初期投入就接近二十万，武器装备的差距更不需要任何人提醒。单看纸面数字，这几乎是一场不需要打的仗。
1937年11月16日，在陕北延安的窑洞里，毛主席把刚组建留守兵团的萧劲光叫到面前，开门见山抛出一句话：
“听说你们研究了，今天请你谈谈。日本人目前会不会过黄河？他们过黄河怎么办？”
萧劲光没有客套，掏出本子就答，说留守部队分析过三种可能，最坏的一种是日军进攻整个大西北时以一路兵马突破河防直取陕北。
毛主席听完追问道：
“出现了这些情况，你们怎么办？能守得住吗？”
萧劲光回答道：
“仅从兵员数量、装备质量上看，明显‘敌强我弱’。单靠留守部队的少数兵力，这么长的防线，确有困难。
但是和整个华北地区的抗日战争形势联系起来看，黄河对岸，无论是晋西北、晋西、晋东南，都有我八路军主力和友邻部队在不断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进攻计划，牵制敌人侵犯河防的行动。所以我们坚守河防，不是孤立的。
更何况我们还有地理上的优势：黄河虽然蜿蜒千里，但水深流急，渡口很少。东岸多土山，西岸多悬崖峭壁，无法架桥，要渡河只能漕渡。这样的地形条件，利于守而不利于攻。还有一条，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援，这是孤军深入的日本侵略军所不能比的。”
讲到这里，萧劲光稍作停顿说：
“综合这些条件，我们的‘弱’就不是单纯的‘弱’，敌人的‘强’也不是真正的‘强’。只要我河防部队保持高度警惕，加上部署、指挥得当，河防就会固若金汤。我们一定能胜利担当起保卫河防的任务。”
萧劲光自己却把这道账算出了另一层意思：黄河蜿蜒五百余公里，水深流急，渡口稀少，东岸多土山，西岸多悬崖，无法架桥，大部队要过河只能靠漕渡，这样的地形“利于守而不利于攻”。
更关键的一层是，河防从来不是孤立的防线，晋西北、晋西、晋西南都有八路军主力在日军侧后活动，日军每一次向河岸集结，背后都有人盯着它的补给线和退路。
毛主席对萧劲光的回答显然十分满意，不过对于发往前线的电文，毛主席还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
这份河防计划，除了提到了我军河防之外，还谈到了另外一个点，就是在关键时候，位于河西的部队其实也可以渡河过去，为了保障渡河顺利，毛主席还要求河防部队再每个预定的渡口准备至少二十条以上的船只。
日军侵入山西以后，由于驻晋八路军以及友邻部队的牵制，日军无暇抽调兵力过河
1938年3月，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午城、井沟一带连续作战五昼夜，毙伤日军千余人，焚毁汽车七十九辆，硬生生把西犯黄河渡口的日军打回去，直接粉碎了敌人从晋西南方向突破河防的企图。
日军此后多次组织强渡，从两千人规模到一万五千人的重兵集结，渡河工具刚推下水，对岸八路军的火力就覆盖了河面，半渡而击的战术让每一次尝试都变成在河心丢下尸体再撤回东岸。
八路军机动灵活的战术，是摧毁日军过河的必胜手段。
炸弹与黄土
按说日本人侵入华北的兵力少说几十万，抽调个五万大军过河不成问题，可为何整个抗战时期，日军都没这么做呢？
答案也很简单，综合分析起来，有两点。
首先就是不划算。
日本是一个土地资源都很贫瘠的国家，他们侵略中国，目的是实现以战养战，陕北土地贫瘠，即便是能抽调大规模的兵力打下来，对日军也得不偿失。
要知道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集中了四十多万精锐部队就围在陕甘宁边区，即便是日军能过河，还要面对这四十万大军，这对于习惯赌命的日本人来说并不划算。
如果能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胜利，日军也不惜的调动大规模部队。
地面进攻碰壁之后，日军把赌注押到了天上。
从1938年11月到1941年8月，日军飞机对延安进行了十七次轰炸，出动二百零八架次，投下一千六百九十枚炸弹，造成二百一十四人死亡、一百八十四人受伤，倒塌房屋一万两千余间。
据说最危险的一次，爆炸点距离毛主席居住的凤凰山窑洞只有一百米，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一度被逼到极限。
日军的算盘很清楚：把延安的地表建筑炸平，把指挥中枢逼出黄土高原。
图|延安杨家岭毛泽东旧居
可延安的成千上万孔窑洞沿着山体纵深掘进，机关、学校、医院和百姓住处分散嵌进厚实的土崖之中，炸弹落在山头上只能掀起一阵尘土，炸不到藏在土层深处的桌椅和文件。
第一次大轰炸之后，总指挥部从城内凤凰山麓连夜迁往城外杨家岭的一处隐蔽窑洞，日军航空兵再想找到它，已经无从下手。
日军耗费了大量航空燃油和炸弹，换来的是一批被炸塌的土坡和几处需要修补的窑洞，而延安的指挥系统在警报声里完成了一次彻底的疏散化改造。
空袭非但没有摧毁中共中央的运转能力，反而逼出了一套全民防空与机动转移的惯性，炸弹落下的地方，人们扛起资料就往更深的沟壑里走，日军飞行员在返航报告里写下的“命中目标”，在黄土高原的实际账本上几乎找不到对应的战果。
其次是兵力不够。
整个抗战时期，日本虽然经过了大规模的动员，但总兵力始终是捉襟见肘，所有的兵力只能固守公路铁路沿线
华北方面军二十余万兵力铺在铁路、据点和县城之间，一个师团常常被拆散在两百个地点上驻守，正太铁路沿线守敌三千余人要分摊到近五十个据点，连维持交通线畅通都吃力，更不必说从牙缝里挤出五万人以上的机动兵力。
尽管到了抗战相持阶段，日军没有再发起大规模的会战，而是收缩兵力，重点对付在华北的八路军，但几十万日军洒在华北平原上，就和一袋米撒了几粒芝麻一样。
1940年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一百多个团、二十余万兵力同时在华北五千六百余里的交通线上发起破袭。
一夜之间，围绕着正太铁路，处处都是枪炮声，正太铁路被撕开缺口，据点被端，桥梁被炸，日军在各个根据地之间疲于奔命。
尽管百团大战后，日军对根据地发动了报复性的围剿，对八路军造成很大的打击，但对八路军而言，却也并没有影响根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又把精锐师团一批批抽往东南亚和太平洋，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兵力从进攻的拳头变成守备的指头。
日本参谋本部不是没有做过攻克延安的梦，抗战期间至少三次炮制过以控制西安为支点、北上占领延安的“西安作战计划”。
1942年的“五号作战计划”甚至已经完成了渡河与山地作战的训练，可不到三个月就被大本营叫停，原因也很简单：抽不出兵，也耗不起油。
至于八路军，从1937年年底开始深入敌后作战，至抗战末期，华北的抗日根据地总面积差不多有10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数一个亿。
就连陕北这块不毛之地，八路军也经营的犹如塞上江南一般。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把这种局面看得透彻，敌人占地越多，兵力越散，后方越空，八路军在敌后的每一刀都扎在它最疼的地方。
战略与战术
当然，光凭死守也打不赢敌人，整个抗战时期八路军在黄河沿岸顶住日军一次次渡河试探的同时，把更多力气花在防线背后，通过防守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让陕甘宁边区从一块贫瘠的落脚点长成能养兵、能练兵、能供兵的根据地。
为了团结各阶层抗日，中共中央在抗战时期推行了一系列改善农民生活的土地政策，并在1942年正式颁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开展了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规定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既减轻佃农身上的租息负担，也保住地主和开明士绅留在抗日阵营里的余地。
农民的负担减轻了，还通过减租保佃、开荒拓田、调剂公田和保障佃权等方式获得了耕种的土地，生产积极性进一步提高，而有了恒产的农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也爆发出了极大的参军热情。
边区的老百姓不仅积极参军，家家户户也都动员起来，送情报、抬担架、运粮秣，形成密不透风的情报和后勤网，日军一进村消息就传到我军指挥部，民兵和自卫军在沟口盯梢，妇救会在后方做鞋磨面，儿童团在路口放哨查路条，坚壁清野把粮食、牲畜和锅灶藏进山沟，让渡河而来的敌人找不到一粒粮、抓不到一个向导。
留守兵团在河防正面以半渡而击的阵地战顶住日军，边区群众在防线背后把情报、运输、救护、慰劳和支前串成一张网，正规军、民兵、自卫军和老百姓拧在一起。
到抗战末期，不但使各个根据地有了长足发展，八路军的总兵力也猛增至120万，延安这颗红色心脏在贫瘠黄土地上越跳越强。
萧劲光晚年总结日军过不了黄河，核心在于毛主席的战略战术。
一是依托于黄河河陕北沟壑纵横的特点，采取击其半渡、机动灵活的战术来打击敌人的正面进攻。二是主动出击，在敌后开辟根据地，牵制敌人，使得敌人抽调不出大规模的兵力来进攻陕北，三是夯实基础，在日军以及国民党当局意图用封锁困死边区，大生产运动和群众互助就把粮食和兵源一点点攒出来。
萧劲光晚年在回忆录里把日本人的短视看得很透：他们不懂中国广袤国情，也不懂毛泽东建立在透彻分析上的长远预判。
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核心的战略部署，是我们能打赢日本人的根本原因，就连日本学者也不得不承认，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