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66年的香港，九龙区某条不起眼的街道上，台灯的光晕打在一张老旧的书桌上，映出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正伏案握笔，沙沙作响。
这个老人叫张国焘，年近七旬。
窗外是香港一贯的喧嚣，霓虹灯影倒在潮湿的石板路上，来往的人群走马灯一样穿梭不停。
窗内的这位老人，却沉浸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那是几十年前的战场，是争吵激烈的会议室，是茫茫雪山草地，是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年月。
他在写回忆录。
这部回忆录后来取名《我的回忆》，他整整写了四年，洋洋洒洒将近一百万字，分三册出版。
书里头，他把近代中国那批叱咤风云的人物，挨个儿点评了一遍——下笔毫不留情，措辞尖锐犀利，读来往往让人倒吸一口冷气。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对昔日同僚批评起来毫不手软的人，翻遍整本回忆录，你会发现一个让人咋舌的现象——有两个人，他一句坏话都没说，非但如此，笔调里还流露着一份真诚的崇敬，像是面对什么让他真心佩服的东西，放下了所有锐利，只剩下安静的认可。
这两个人，究竟是谁？他们身上有什么，能让张国焘这样一个对整个时代都挑剔的人，收起了批判之笔。
第【一】节 一个北大学生的革命起点
要搞清楚张国焘这个人，得把时间拉回到将近一百年前。
1897年11月26日，张国焘出生在江西省萍乡县一个普通家庭。
那时候大清朝的气数已经快耗尽了，整个中国像一口烧沸了的锅，翻腾不止，处处是危机，处处是变局。
张国焘打小就聪明，读书读得出色，1916年顺利考进了北京大学理科。
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事，北大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的地方，能进去的，不是家底深厚，就是脑子好使。张国焘属于后者。
进了北大，他赶上了一个特别的时代节点——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人，在北大把新思想、新主义搅得风生水起，各种思潮激烈碰撞，年轻人稍不注意就被裹进去了。
张国焘在这种氛围里泡着泡着，自然就被带进了革命的大门。
李大钊那时候留意到了这个年轻人，觉得他热情高、能力强，有意栽培，主动引导他向共产主义靠拢。
张国焘也没辜负这份期待，很快就从一个普通的大学生，蜕变成了一个积极参与革命活动的年轻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张国焘不是那种坐在旁边看热闹的人，他冲在了最前面，在学生运动中表现活跃，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那段历史。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后来写进无数历史书的大事件。
张国焘是那场会议的核心参与者之一——他代表的不是某个地方党组织，而是代表党的创建核心，是会议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这个定位决定了他在中共早期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往后几年，张国焘的革命履历一页接一页翻下去，每一页都很厚重。
二七大罢工的组织领导，国共合作政策的讨论与争论，他都是重要的参与者。
他先后出席中共一大、四大、六大，担任过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还与列宁、斯大林进行过直接会谈。
这一段履历，放在中共早期那批领导人中间，算是相当深厚的。
从街头热血的五四青年，到党内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张国焘完成了自己人生第一阶段的蜕变，完成得相当漂亮。
第【二】节 长征途中那场山雨欲来的"大争论"
时间快进到1935年，来到了张国焘人生里最关键的一个节点。
那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最艰苦的阶段。
蒋介石的军队穷追不舍，红军在枪炮声中翻越雪山、跋涉草地，每走一步都踩在刀刃上。
就在这样的绝境里，红军内部却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路线之争。
1935年6月，以伟人为代表的中央红军（即第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率领的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阿坝小金县一带）实现了会师。
两支部队会合，本来是好事，但紧接着，双方在战略方向上出现了严重分歧，争论一发不可收拾。
伟人力主继续北上，前往陕北建立新的根据地，从陕北出发，继续革命。
张国焘则持截然相反的意见，他认为应该向西、向南，另辟蹊径，不能跟着伟人的路子走。
这场争论持续了整整三个多月，从1935年6月一直延续到9月，双方你来我往，始终没有形成共识，反而越争越僵。
争论升级之后，张国焘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震惊的举动——1935年9月，他秘密致电右路军的陈昌浩，企图阻止和分裂中央的北上行动。
伟人获悉这个情报之后，当机立断，率中央红军主力连夜出发，北上离开，把危机先行化解。
随后，张国焘干脆另立"中央"，把自己的旗帜插在了南下的路上。
这一举动，在党史上留下了极深的印记。
然而，历史并不会因为某个人的倔强而改变走向。
张国焘率部南下之后，接连遭遇重创，损兵折将，局面越来越难堪。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再次会合北上，张国焘不得不收起自己另立的"中央"，随部队北进，与中央红军在陕北会合。
事已至此，历史的清算随之而来。
1937年3月，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国焘在会上受到了严肃的批评，不得不就自己的一系列错误行为进行检讨。
党对他还算宽容，给了他机会留在队伍里。
他被安排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算是给了他一个位置继续工作。
但张国焘心里清楚，那段历史给他留下的，不只是一次检讨，更是一道再也修不平的裂痕。
1938年4月，武汉。
张国焘趁着去武汉参加祭黄帝陵活动的机会，悄悄与国民党军统人员接上了头，随后出走，正式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他在离开前给组织发了一封电报，大意是自己已经抵达武汉，不告而去，请求能在汉口安排一些工作。
这封简短的电报，是他与那个时代告别的方式，也是他跌宕后半生的起点。
第【三】节 颠沛流离，一部回忆录写尽落寞
离开延安的张国焘，起初满以为投靠国民党会迎来一番新天地。
他觉得，凭借自己对中共党内情况的了解、对红军历史的熟悉，蒋介石必然会把他视为重要资产，大加重用，让他在这边施展一番抱负。
见到蒋介石的时候，张国焘把姿态放得很低，说了一堆表明"迷途知返"的话，口气里带着不少讨好的成分，说什么"兄弟年轻不懂事，走错了路，糊涂了这么多年，今天终于柳暗花明了"之类。
国民党方面也一度给了他一些工作安排，让他参与针对中共的情报活动。
但很快，张国焘就发现，他在国民党这边的处境，比他想象得尴尬得多。
他提出的一些分裂八路军的计划，非但没有被重视，反而引来了内部的白眼。
军统负责人戴笠对他态度强硬，当场否决了他的诸多建议，还宣布撤销了对他的一些待遇安排。
连一辆专用汽车都弄不到，昔日的"风云人物"，就这样沦落到靠着白眼和冷嘲打发日子。
这就是现实。
张国焘把它想得太好了。
1948年，解放战争的天平彻底倾斜，大陆的局面已经很清楚了。
张国焘跟随国民党撤往台湾，时年51岁。
但在台湾，他依然是个边缘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一直处于被冷落的状态。
没过多久，他就又做了个决定——离开台湾，去香港。
香港那时候是英国管辖的地方，两边都管不到，对张国焘来说是个相对安全的落脚点。
1949年冬天，他带着妻子杨子烈和几个孩子，租住在香港九龙区一栋老旧楼里，三室一厅，租金高达6000港元，日子谈不上宽裕，但总算有地方落脚。
在香港的头些年，张国焘靠给一家小报写评论文章和专稿维持生计，每天码字换饭吃。
这跟早年那段呼风唤雨的岁月相比，真是两个世界。
就这样，张国焘在香港一待就是将近二十年。
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一个新机会找上了门。
美国堪萨斯大学的工作人员联系到了张国焘，邀请他撰写一部关于中共历史、特别是红军时期经历的回忆录，并许以一定报酬。
穷则思变，张国焘接受了邀请。
于是，那部百万字的《我的回忆》就此诞生，张国焘用整整四年时间，完成了三册，共约一百万字。
书的面向是西方读者市场。
为了迎合这个市场，张国焘在书里对伟人、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进行了大量批评和抨击，笔墨之尖刻，让许多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留下深刻印象。
据说，这本书辗转传到大陆之后，伟人拿过来看了，看完直接大骂，说这本书"满纸荒唐言"，说在张国焘眼里当年那帮人就没一个好人，只有刘伯承算一个。
伟人说的刘伯承，是因为长征时期刘伯承被安排到第四方面军工作，与张国焘配合尚算融洽，所以张国焘在书里没有为难他。
而除了刘伯承之外，整部回忆录里，还有另外两个人，同样被张国焘以敬意相待，始终未说一句坏话，甚至字里行间带着真诚的崇敬。
第【四】节
百万字的《我的回忆》，张国焘将近代那批风云人物批评了个遍——大到党内核心，小到昔日共事的袍泽，无论亲疏远近，几乎没有谁能从他笔下全身而退。
然而，当人们逐字逐页翻过这部厚厚的回忆录，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有两个名字，每次出现都是另一种笔调。
没有讽刺，没有贬损，没有夹枪带棒，有的只是罕见的正面评价，甚至带着几分发自内心的真诚钦佩。
这两个人究竟是谁？
他们凭什么让张国焘在漫天批评声中，唯独为他们留下了一份崇敬？
当人们翻开《我的回忆》中专门写到这两人的那几段文字，才终于明白——就在张国焘写下对他们评价的那一刻，他往昔那些争斗与算计，那些自负与偏颇，仿佛忽然在某个地方停住了，而他，在漫长的流亡岁月里，把这份崇敬一直藏在胸口，从未放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