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春，北京总政治部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梁必业成为众人批评的对象。此前，他还是总政治部副主任、组织部部长，并兼任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短短几个月，职务被撤，材料被印发，随后又遭降职，人生由高峰跌入低谷。
梁必业的经历并不简单。他与梁兴初同出江西吉安同村，按辈分称梁兴初为叔叔。两人都参加过红军，后来又在东北战场并肩工作。梁兴初以战功闻名，梁必业则长期负责部队政治工作，名声没有那么响，实际承担的责任却很重。
解放战争时期，梁必业曾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副政委兼第一师政委，梁兴初担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兼第一师师长。一位负责军事指挥，一位负责政治工作，配合得相当紧密。此后梁必业还担任过第三十八军政委，只是入朝前调离，未能与梁兴初在朝鲜战场共同任职。
1957年10月，梁必业出任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与协调志愿军撤离朝鲜的工作，并随最后一批部队回国。1959年，他调任济南军区第二政委；次年进入总政治部，担任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这个岗位掌握着军队干部工作，位置重要，也容易卷入复杂的政治风波。
矛盾的引线，出现在军队训练和政治工作关系的问题上。1964年前后，军内围绕“突出政治”和军事训练展开讨论。李作鹏与梁必业关系较好，有一次吃饭时，曾含蓄地说：“北京的情况不太平，军队里有人要闹事。”
梁必业追问：“究竟是谁？”
李作鹏没有继续说下去。他不愿把老战友牵扯进来，但这番试探，已经让梁必业意识到事情并不寻常。后来有人试图拉拢他参与相关活动，梁必业没有配合，这也使他被一些人视为“不可靠”。
1965年上海会议后，罗瑞卿的处境迅速恶化。1966年3月，围绕罗瑞卿问题的批评进一步升级。几乎与此同时，总政治部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梁必业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批评者把他曾获提升、参与全军大比武等事情联系起来，指称他是罗瑞卿一边的人，甚至说两人“搞阴谋”。在当时的气氛下，这类指责一旦形成声势，个人很难凭正常程序进行澄清。
梁必业并没有沉默。他在申诉材料中说明，全军大比武是军委批准开展的工作，相关委员会并非罗瑞卿一人负责；总政治部派他参加，也是执行组织决定。他还解释，自己在活动中主要负责政治保障和纪律检查，查处弄虚作假，并不等于主张某种军事路线。
对于“反对突出政治”的指责，他同样予以否认。梁必业的观点是，政治教育不能脱离军事训练，二者应当结合起来。他没有反对政治工作，也没有针对某位领导人，只是在履行政工干部的职责。
然而，申诉没有改变结果。1966年5月，总政治部撤销梁必业的职务，并将有关材料下发到全军师以上单位。此后，他先被安排到南京军事学院担任副院长，尚未赴任，又因申诉被指责为“态度问题”，改任总后勤部所属马场副场长，行政级别也由六级降至八级。
马场的生活十分艰苦。梁必业不仅要参加劳动，还要反复接受批评。1968年10月，他又被送往合肥一处农场劳动。那段时间，他一边干活，一边读书，和外界联系极少，家人也长期无法团聚。
1971年9月以后，军队和国家的政治环境发生变化。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后，梁必业家属多次写信反映情况。1972年4月，他获准返回北京，开始申请恢复工作。1973年国庆招待会，他获准出席，这被视为组织重新观察和考虑其问题的信号。
真正恢复职务，等到1974年12月。梁必业重新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上任前，叶剑英对他说：“大胆去干，放开手脚。”
此后，梁必业继续负责军队政治工作，遇到重大问题及时请示，逐步恢复了工作秩序。1982年，他调任军事科学院政委；1985年退居二线，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那段被撤职、降职和下放的经历，前后接近八年，也占去了他最有工作能力的一段时期。
2002年，梁必业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