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3日,广州一间审讯室里,办案人员盯着一名司机的手。这个人平日替人驾车,衣着整洁,说话也不张扬,却被怀疑与十天内发生的四起案件有关。桌上摆着几份旅馆登记、几张口供,还有受害者反复提到的一个细节:一阵突如其来的异味。
案件的突破口,并不是某件珠宝,也不是某个显眼的目击者,而是一笔旅馆登记。2月24日,一名年轻女子在街头被陌生男子搭话。男子借口问路,又请她帮忙查看信封,信封刚打开,异味便飘了出来。她虽意识清醒,身体却很快失去反抗能力。
女子后来在旅馆醒来,随身财物已经不见,还遭到侵犯。男子登记的姓名和住址,经过查验并不真实。案发后,工作人员只能从她的描述中拼出一个模糊轮廓:中年,身材中等,举止像个体面人。
第二天,类似案件再次发生。2月25日,一名女子从戏院散场,途中有人以让路为由靠近,随身包里同样散出异味。她被带到旅馆,遭遇与前一案相近。两名受害者互不相识,作案方式却几乎一致,办案人员由此判断,案子并非偶然。
“那股味道很特别。”
这句话后来出现在不止一份口供里。受害者并没有完全失去意识,只是四肢发软,无法呼救。这个特点说明,作案者并非临时起意,而是熟悉药物作用,也清楚如何让人短时间内失去抵抗力。
2月26日,案情又有变化。一家咖啡馆里,两名女子正在交谈,一名穿着西装的男子走来,装作问路,还摊开一张地图。药味散出后,两人同时出现异常。由于场所人多,男子没有把她们带走,只抢走随身财物,随后迅速离开。
三起案件串起来,广州的办案力量开始重点检查旅馆、车夫和公共场所的目击记录。这个男子显然会观察对象,也会根据环境改变装束。有时像普通行人,有时又摆出颇为斯文的姿态,甚至利用伤员形象降低他人戒心。
值得一提的是,他挑选目标似乎有明确标准。受害者多为独自出行、身上带有财物的女性。有人在街上被盯上,有人是在公共场所被观察。作案者先判断对方是否值得下手,再寻找靠近的理由,整个过程带着明显的试探性。
真正让案件升级的,是3月2日晚发生的一案。一名有钱寡妇在外聚餐后乘车回家,进门不久,便有人敲门。门外男子拿着所谓公文,声称需要她查看内容。她凑近之后,又闻到了同样的异味。
这一次,男子进入屋内翻找,带走现金、首饰等贵重物品,并对受害者实施侵犯。受害者清醒后立即呼救,现场留下的脚印和痕迹,与前几案呈现出相似之处。案件性质因此更加严重,侦查范围也从街头和旅馆扩大到车辆、饭馆及受害者的行动轨迹。
线索很快落在一处饭馆附近。受害者聚餐时,隔壁有纺织厂人员用餐,房屋之间隔音很差。男子很可能在那里听到了关于她身份和住址的谈话,之后设法跟踪。跟丢后,他又向路人打听地址,晚上再以公事为名上门。
调查人员由此注意到一名司机。此人熟悉街巷,能够接触不同乘客,也有机会掌握他人的行踪。他的身材、年纪和受害者描述相符,作案时段也能与车辆使用情况对应。3月3日,他被拘捕。
“你认不认识这些旅馆?”
面对询问,司机起初否认。随着登记记录、脚印和证词逐项摆出,他的说法开始前后不一。审讯继续后,他承认自己曾从事戏曲,抗战时期还在队伍中待过,接触过一些接骨和药物知识。后来改名做司机,表面上过着安稳日子,暗中却把这些经历用于作案。
他还交代,年初曾收到旧识来信,对方希望他前往香港合伙做生意。等待消息期间,他产生了借药物抢劫的念头,以为离开广州后便能躲过追查。前几起案件,是他事先观察后选择目标;最后一案,则是听到谈话后临时起意。
赃物去向也成为定案的重要一环。部分首饰和物品在变卖时留下痕迹,办案人员顺着交易线索继续核查,逐步确认供词并非凭空编造。那些看似零散的证据,最终把同一个人固定在四个案发现场之间。
1950年6月9日,法院判处其死刑并执行。十天之内,四起案件、五名受害者,牵出的不只是抢劫和侵犯,更暴露出作案者如何利用药物、假身份、车辆和街巷关系编织掩护。案发后留下的旅馆登记与现场痕迹,成为他无法绕开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