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冬，东北战场的电报往来频繁。林彪在前线研究作战部署，罗荣桓则忙着干部调配、部队整顿和思想动员。两人分工不同，却很少出现争权的说法。有人问：“到底谁说了算？”这个问题，放在解放战争的军队体制中，并不能只看司令员和政委的职务名称。
人民军队实行党指挥枪，但党指挥枪，并不等于政委可以替代司令员指挥每一场战斗。作战方向由党委集体讨论，具体军事行动则由军事指挥员负责。一个抓政治，一个抓军事，彼此制约，也彼此支撑。
这套制度的关键，不在于谁压过谁，而在于谁担任党委或前委书记。野战军一级的前委，负责把党的路线、战区形势和部队行动统一起来。书记的分量自然很重，但这并不意味着军事指挥员只是执行命令的角色。
西北野战军的情况最简单。彭德怀既是司令员，也是政治委员，军政权力集中在一人身上。西北战场条件艰苦，兵力和物资都不占优势，彭德怀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迅速决断，延安方面也充分信任他的判断。
扶眉战役、陇东追击以及解放西安等作战，都是在复杂局面下推进的。这里很难再分出司令员和政委谁更高，因为彭德怀本身就承担了两种职责。军令与政治要求，在他的岗位上合成了一体。
华东野战军后来改称第三野战军，情形也有特殊之处。陈毅名义上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长期负责前线指挥。陈毅善于统筹全局、协调各方，粟裕则在战役筹划和临机决断方面表现突出。
淮海战役中，粟裕提出华东野战军主力首先围歼黄百韬兵团的设想，战役走向由此发生重大变化。陈毅对粟裕十分支持，两人的关系不是谁取代谁，而是军事指挥与政治统率相互配合。只看职务，很容易低估这种搭档的作用。
中原野战军则是另一种格局。刘伯承担任司令员，邓小平担任政治委员，二人共同领导部队。刘伯承精于用兵，邓小平长于把握方向、组织动员和稳定军心。有人说：“战场上的部署，多是刘帅在谋划。”这话不假，但由此推断刘伯承就是唯一的一把手，便失之片面。
1947年千里跃进大别山，部队远离根据地，补给困难，伤亡不断，重武器也遭到很大损失。这样的行动，单靠军令很难完成。邓小平在部队中反复强调政策纪律，对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严厉约束，使这支深入敌后的部队没有失去政治根基。
淮海战役期间，邓小平担任总前委书记，负责统一指挥中原、华东等方面的力量。总前委不是单纯的政治机构，而是战役层面的领导核心。刘伯承负责军事运筹，邓小平负责统筹协调，二人的权力并非简单上下级关系，而是分工中的统一。
第四野战军的变化，则更能说明“一把手”不是职位天然赋予的。部队进入东北初期，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的领导关系经历过调整。战争实践证明，东北不能只盯着大城市和交通线，更要在广大农村建立稳固的根据地。
林彪熟悉根据地战争的规律，主张保存力量、发动群众、从农村逐步发展。随着战略判断得到中央认可，东北地区的党政军领导结构重新调整，林彪在军事和党务方面的地位逐渐上升。罗荣桓后来担任政委，主要负责政治工作、干部建设和部队整顿，两人配合紧密。
林彪负责打仗，罗荣桓负责把队伍带稳。辽沈战役前，东北野战军能够集中兵力、统一思想，离不开罗荣桓对干部和后勤体系的长期经营。司令员在前线作出决断，政委保证命令能够落地，这才是野战军真正的运行方式。
因此，四大野战军并不存在一条固定规则，不能说政委一定高于司令员，也不能说司令员天然拥有全部权力。彭德怀和陈毅属于军政合一，刘伯承与邓小平是军政分工，林彪与罗荣桓则在长期作战中形成了成熟配合。真正决定领导地位的，是组织安排、实际贡献和战场需要共同作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