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前往莫斯科的专列驶入西伯利亚后,车厢里出现了一个细节:苏方准备的卧具十分讲究,毛泽东却让工作人员找来木板,重新铺上自己带来的旧褥子。对很多人而言,这只是生活习惯;对当时随行人员来说,却和他的身体状况密切相关。

12月6日,毛泽东从北京出发,前往苏联访问。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内事务繁重,出访前的准备工作又十分复杂。列车条件有限,沿途休息并不理想,连续多日的奔波,使他的身体已经出现疲劳反应。

进入苏联境内后,中方换乘了苏联方面安排的专列。车内温度明显升高,车外却是严寒的西伯利亚。冷暖变化过于剧烈,再加上旅途劳累,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很快察觉到异常。

到达新西伯利亚附近时,苏联方面来电询问毛泽东的身体情况。师哲将问候转达后,毛泽东仍让他回复:“感谢同志们关心,我身体很好。”这句话既是礼貌,也是对外界的安定。实际上,他已经显得疲倦。

李家骥劝他回房休息。毛泽东没有多说,只答了一句:“那就试试看。”回到卧室后,卫士发现他的脚和小腿冰凉,便准备热水为他泡脚。热气慢慢升起,紧绷的身体才稍稍放松下来。

那一觉睡了五个多小时。对连续奔波的毛泽东来说,这算是难得的充分休息。李家骥听到鼾声后,才稍微安心。列车继续向前,然而真正的意外,还发生在下一次停车时。

专列抵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后,停留时间较长。有人建议毛泽东下车走走,活动筋骨,也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李家骥并不赞成,他清楚北京与当地的气温差距,更担心毛泽东刚刚恢复,难以适应骤然降温。

劝说之下,毛泽东还是下了车。他从车头走向车尾,边走边活动身体。雪地被踩得咔咔作响,呼出的气息迅速凝成白雾。有人询问气温,得到的回答是零下四十多度,比中国东北还要低。

走了一会儿,毛泽东忽然说:“回去吧。”李家骥发现他的脸色不对,额头也渗出细汗,连忙扶他回到车厢。此时,毛泽东出现了头晕不适的症状,服药后约十五分钟,脸色才逐渐缓和。

车上的中苏工作人员都十分紧张。苏方人员担心刚进入苏联,毛泽东便在欢迎行程前后出现身体问题。中方人员则清楚,这并非毫无征兆。李家骥随后向叶子龙和汪东兴说明,毛泽东到达香山后就曾反复出现头晕,疲劳、饮食不规律和休息不足,都会诱发不适。

李家骥直言,国内专列车厢温度只有零上几度,苏联专列却接近二十八度,车里车外的温差非常明显。毛泽东出生于1893年,1949年出访苏联时已五十六岁,长途跋涉加上环境骤变,身体自然承受了很大压力。

听到工作人员议论,毛泽东起身询问发生了什么。得知大家是在担心自己的身体,他表示没有大碍。话虽如此,随行人员还是加强了照料,行程安排也尽量避免过度劳累。

12月16日中午,专列抵达莫斯科北站。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等苏方人员登车慰问。考虑到毛泽东刚刚病过,苏方把欢迎仪式安排得简短,只保留必要的检阅和致辞。毛泽东在两人陪同下下车,完成了仪式。

抵达下榻处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房间里的床铺柔软,枕头厚实,被褥也十分考究。毛泽东按了按床面,摇头说:“我睡不了这种床,把自己的东西拿来。”卫士提出在床垫下铺木板,他点头同意,却特别交代:“不能麻烦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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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很快找来木板,又换上毛泽东惯用的旧褥子、白床单、灰毯子和荞麦皮枕头。苏方服务人员对这种做法十分不解,师哲只好解释:“毛泽东同志习惯用自己的被褥,这样才能睡好觉。”起初对方难以理解,后来听明缘由,才表示尊重。

这件小事看似普通,却反映出毛泽东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他并不追求舒适豪华,反而更在意是否适合休息。对一个经常处于高强度工作状态的人来说,固定的睡眠条件,实际上也是保持精力的一种办法。

12月27日,莫斯科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雪。雪停后,毛泽东走到院中查看积雪,裤腿和鞋里都沾满了雪。年轻工作人员在旁边打起雪仗,孙维世被雪球击中后埋怨李家骥。毛泽东见状,也拿起雪球加入其中,车厢里那场突如其来的病痛,才暂时被这场雪地嬉闹冲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