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
百度百科·吴健雄词条
东南大学吴健雄纪念馆官方资料
中国科学院院友服务网《吴健雄:把对称性拉下神坛的中国女人》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故事连载:〈吴健雄〉之七·之十四》
澎湃新闻《反法西斯科研中的旗袍身影:中国女性吴健雄在曼哈顿工程中的重要角色》
维基百科·吴健雄词条
中国新闻网《纪念吴健雄百年诞辰纪录片在太仓开拍》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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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0月15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那天下午,厅里的工作人员把餐桌收拾得干净体面,摆上了几道普通的家常菜,热气在灯光下慢慢散开,整个厅里弥漫着一种既庄重又温和的气息。
这顿饭,定在晚上六点开始,按计划不会太长,可谁也没想到,这一聊,从黄昏聊到了夜深,整整持续了六个小时,才算结束。
来赴这顿饭的,是一对从大洋彼岸飞回来的夫妇。
丈夫叫袁家骝,是当时颇有声望的华裔美籍物理学家。
妻子叫吴健雄,这个名字在当时的中国知道的人还不多,可在美国物理学圈子里,这三个字代表的东西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完的:中国的居里夫人、物理研究的第一夫人、核子研究的女王、美国物理学会史上第一位女性副会长……
这些头衔一条一条往下排,每一条放到外头,都够一个普通科学家炫耀大半辈子。
就是这样一个走过无数大场面、见过无数大人物的女人,这天晚上坐在安徽厅的餐桌旁,放下筷子,沉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才鼓起勇气,说出了一句话。
那句话,不是关于什么重大的科学问题,不是关于什么国际合作,不是关于她在美国的工作和成就。
那是一个离家整整37年的女儿,说出来的一件牵挂了多少年、压在心底最深处的私事。
说完那句话,她等着。
而对方的回应,让这个一辈子都把眼泪藏得很深的女科学家,在众人面前当场哭了出来,眼泪怎么止,都止不住。
这个叫吴健雄的华人女性,到底是谁,这37年究竟经历了什么,那句话究竟说的是什么,对方又是如何回答的——这一切,要从1912年5月那个江南小镇上的春天说起。
【一】浏河镇里长大的女娃娃,书香人家的"薇薇"
江苏太仓浏河镇,扬子江边上一个安安静静的小地方。
这里没有什么名山大川,就是寻常的江南水乡,白墙黛瓦,竹影扫阶,常年带着一股和和气气的温润味道。
浏河镇虽然不大,却出过不少有见识的人,镇上读书的氛围也比别处浓厚一些,说句"耕读传家",大约也不为过。
1912年5月31日,镇上一户姓吴的人家,添了个女儿。
这户人家的当家人叫吴仲裔,是当地出了名的开明人士。
他早年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这所学校是后来的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正儿八经的高等学府。
吴仲裔从上海回到浏河之后,心里一直装着一件大事:办学。
那时候浏河镇上有一座荒废已久的火神庙,常年没有香火,庙院里堆着杂物,一派破败景象,街坊们绕着走,谁也不往里多看一眼。
吴仲裔盯上了这块地方,四处奔走,苦口婆心地说服了镇上的乡绅们,把破庙拆掉,在原址上盖起了一所学校。
这所学校,就是后来的"明德女子职业补习学校"——校名取自《大学》里的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吴仲裔自任校长,把妻子樊复华也一道拉来当教员,广招四乡平民子女入学读书,贫家的孩子、富户的女儿,一视同仁,不分高下。
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这件事本身,就足够让人侧目。
吴仲裔的女儿——那个1912年出生的女娃娃,小名叫"薇薇",大名按着家里这辈的"健"字排,加上"英雄豪杰"里的"雄"字,取名:吴健雄。
给一个女儿取这么一个带着虎气的名字,放在当时,本身就是一种宣言。
吴健雄在这个书香门第里慢慢长大,从小就泡在父亲的书堆里,算术、历史、文学,哪一门拿起来都不含糊。
可父亲吴仲裔对她的培养,远不止让她识字念书这么简单。
他经常把《申报》上的科学趣闻剪下来,一条一条念给女儿听;下雨天,他带着吴健雄站在廊檐下看雨,问她雨水为什么只往下流、不往上走;夜里抬头看星星,他问她那些星星有多远、为什么不会掉下来。
吴健雄每次回答的时候,都会皱着小眉头,认认真真地想了又想,然后一本正经地给出自己的答案。
那时候她还不知道那些问题叫"物理",只知道想这些问题的感觉,让她觉得很好,像是在推开一扇一扇新的门。
六岁,吴健雄进了父亲办的明德学校读书。
课桌板凳是东拼西凑来的,冬天教室漏风,可父亲给她挑的书,一本比一本厚。
在所有的科目里,她最痴迷的是数学和物理,那种用一个公式解开一整串问题的感觉,让她着了迷。
别的同学抄了作业就跑出去玩,她往往还窝在教室里,把课本从头翻到尾,把每一道例题再想一遍,觉得哪里没弄懂,就缠着老师追问到底。
1923年,11岁的吴健雄考入苏州市第二女子师范学校。
从浏河镇到苏州,已经是离家的第一步。
在苏州读书那几年,她最喜欢的两件事,一是钻进图书馆读物理书,二是听老师讲居里夫人的故事。
居里夫人的名字在那时候刚刚传入中国,对于一个喜欢物理的中国女孩来说,居里夫人就像是某种证明:女人,可以在物理这条路上走到很远的地方。
从苏州师范毕业之后,吴健雄在附近一所小学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积攒路费,之后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先读数学系,读了不久又转到物理系,彻底把心安在了物理这条路上。
1934年,吴健雄从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毕业。
毕业那年,她22岁。
毕业证书拿到手,心里盘算的,只有一件事:去更大的地方,做更深入的物理研究。
国内的老师鼓励她出国深造,胡适先生亲笔给她写过一封信,话说得明白:中国需要这样的人才,出去学,学好了,回来。
吴健雄把那封信叠好,压进行李箱最深处。
1936年8月,她登上了从上海开往旧金山的轮船。
江边送行的那天,父亲吴仲裔站在码头上,望着女儿的背影,一直望到轮船消失在晨雾里。
谁都没有想到,这次分别,会是那么漫长。
【二】从苏州到伯克利,从旗袍到原子核
轮船在太平洋上颠簸了十几天,吴健雄终于踩上了旧金山的码头。
她的目的地,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拜在物理学家劳伦斯(Ernest Orlando Lawrence)门下攻读博士学位。
劳伦斯那时候已经是美国物理圈子里响当当的人物——他发明了回旋加速器,主持着伯克利的辐射实验室,1939年拿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是整个美国核物理研究领域的核心人物之一。
能拜在劳伦斯门下,本身就说明了吴健雄的起点不低。
伯克利的实验室里,吴健雄是极少数的女学生之一,也是整个物理系唯一来自中国的面孔。
她不高,总是梳着高高的发髻,穿着一件剪裁合身的高领旗袍,每天风雨无阻地穿过草坪去实验室报到。
旗袍在美国的大学实验室里显得格外扎眼,同学们起初只当她是来旁听,或者最多是来混一个学历的,没太当回事。
然而,第一次讨论课上,吴健雄把一个老教授连续问了三个他答不上来的问题,大家才开始正眼打量这个旗袍女孩。
劳伦斯后来公开说,吴健雄是他带过的学生里,实验能力最出色的一个。
在伯克利做实验的那几年,她每次交出来的数据,误差之小,让老师和同学都叹为观止。
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西博格(Glenn Seaborg)在回忆录里提到,吴健雄是当年伯克利为数不多的女学生之一,她的实验精度,在整个实验室里是首屈一指的。
在伯克利读书期间,吴健雄和一位来自中国的华裔物理学生相识——他叫袁家骝,是袁世凯次子袁克文的儿子,从北京燕京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在粒子物理方面颇有建树,为人踏实低调,和吴健雄志趣相投,两人在日复一日的学术讨论里,慢慢走到了一起。
1942年,吴健雄和袁家骝在美国正式完婚。
从伯克利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吴健雄先后在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和普林斯顿大学任教。
1944年,她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历史上第一位女性讲师,这个纪录在当时的美国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要知道,普林斯顿那时候还是一所只收男生的大学,物理系从没有过女教师的先例,吴健雄能以华裔女性的身份站上那个讲台,本身就是对整个美国学术圈某种固有认知的一次冲击。
就在这一年,她接到了一个来历特殊的邀请。
【三】旗袍里的原子弹,以及那份改变历史的数据
那是1944年秋天的事情。
美国正在秘密推进一个代号叫"曼哈顿计划"的军事工程,目的是在德国之前,造出一颗能扭转战局的原子弹。
整个计划集中了当时全世界最顶尖的一批物理学家,包括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费米(Enrico Fermi)、劳伦斯等人,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科学大集结。
然而,就是这个汇聚了全球智慧的庞大计划,在1944年撞上了一道绕不过去的坎。
问题出在位于华盛顿州的汉福德基地(Hanford Site)。
那里新建成的B型核反应堆,出现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抓耳挠腮的毛病——链式反应会周期性地自己中断,核裂变停下来,整个反应堆哑了,要等上好一阵才能重新启动,然后运行一段时间,又停了。
就好比一台发动机,拧开油门,转了几圈,突然自己熄火,怎么踩油门都没用。
整个工程团队看不出头绪。
费米和理论物理学家惠勒(John Wheeler)猜测,问题可能出在铀-235裂变后产生的一种放射性气体——氙-135(Xe-135)。
这种气体的半衰期是9.4小时,对中子有极强的吸收能力,如果它在反应堆里积累到一定浓度,就会把维持链式反应所需的中子给"吸走",让反应无法继续。
可猜测归猜测,他们既找不到直接的实验数据来验证,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参与计划的物理学家塞格雷(Emilio Segrè)想起了一件往事:1940年,他和吴健雄在伯克利合作过一篇关于氙放射性同位素的论文,里面详细测量了氙-135的中子吸收截面数据,实验精度极高。
那篇论文从没公开发表过,是未公开的内部数据,存在实验室的文件柜里,外界根本不知道。
塞格雷建议费米去找吴健雄。
问题是,这份数据涉及高度保密的内容,直接开口要资料,吴健雄未必会配合。
曼哈顿计划的保密官员尼柯斯上校(Colonel Kenneth Nichols)亲自带人登门,吴健雄一听来头,态度很明确:没有正式的保密承诺,什么都没得谈。
最后还是通过和她熟识的黑汶斯(William Havens)教授出面担保,才让吴健雄把那份珍贵的实验数据拿了出来。
费米看完数据,当场确认了猜想:正是氙-135在捕获中子,把链式反应给"掐断"了。
找到病根,解决方案随之而来——把反应堆的铀燃料量增加,让反应堆具备足够的"冗余量"来抵消氙-135的影响,链式反应就能持续维持下去了。
这个卡壳了整个工程团队好几个月的核心难题,就这样解开了。
吴健雄此后正式加入曼哈顿计划,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替代合金材料实验室"(SAM Lab)工作。
她的具体工作,一方面是参与开发把铀金属分离成铀-235和铀-238同位素的气体扩散工艺,这套工艺后来被大规模应用到田纳西州橡树岭的K-25工厂,直接为原子弹提供了核心裂变材料;另一方面,她开发了极为灵敏的伽马射线探测器,用于更精确地检测核辐射,为实验室和工厂的安全操作提供了重要保障。
美国核科学博物馆后来的文献这样评述:"在曼哈顿计划期间,吴健雄女士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帮助开发了将铀金属分离成U-235和U-238同位素的气体扩散过程……
使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产生成为可能。"
在整个曼哈顿计划里,吴健雄是唯一一名中国籍科学家,也是核心团队里唯一的女性。
她每天穿着那件笔挺的旗袍出现在实验室,在一群清一色的白人男性科学家之间,格外显眼。
后来参与计划的同事们提起她,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她做实验,比任何人都精确。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战争结束了。
原子弹的蘑菇云在太平洋的天空上散去。
那一刻,吴健雄心里想着的,是另一件事。
她要回家了。
原子弹造出来了,仗打完了,吴健雄以为,属于她的回家路,终于可以开始了。
毕竟当年离开浏河镇的时候,行李箱最深处放着胡适先生那封信,心里揣着父亲吴仲裔的嘱托,还有她自己许下的那个念头:学成之后,回来。
然而战争结束,不代表路就此畅通。
冷战的阴影悄悄爬上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中美之间的裂缝越撕越宽。
太平洋另一边陆续传来的消息,一条比一条沉:1958年哥哥在国内去世,1959年父亲吴仲裔病逝于上海,1962年母亲樊复华也走了。
等到特殊时期来临,就连她1965年在香港见过一面的叔父和弟弟,也在那个年月里相继离开了人世。
她连棺材板的边儿都没摸到。
更让她心如刀割的是,1973年终于踏上故土,回到浏河镇,想去父母坟前磕一个头,却发现父母的坟墓已经不知去向,连一块完整的墓碑都寻不着。
这个憋了多少年的心结,就带到了1973年10月15日晚上那场六个小时的饭局上。
席间,吴健雄放下筷子,沉默良久,终于开了口,说出了那句憋了十几年的话。
而接下来,对方说的那一番话,让这个一辈子把眼泪藏得很深的铁血女科学家,当场落泪,久久无法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