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夏天，广州长洲岛黄埔军校，年轻学员们刚结束操练，队伍里却少了几分喧闹。训练部长严重站在场边，检查每个人的装备，也询问几名学员的生活。有人私下称他“严婆婆”，陈赓却说得更直白：“严立三，是我们所有人心目中的大哥。”
这个称呼，分量并不轻。黄埔一期人才济济，蒋先云、陈赓、贺衷寒被称为“黄埔三杰”，周恩来曾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后来成为开国元帅和将领的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林彪、陈毅，以及陈赓、许光达等人，都曾在这所学校留下足迹。
在这样一群性格鲜明、才华出众的年轻人中，严重凭什么赢得普遍敬重？答案不在口号，而在他平日的做派。
严重，字立三，湖北麻城人。父亲曾在安徽任职，为官清廉，不肯随意收受财物。父亲去世较早后，严重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一度十分艰难。也正是在这种处境里，他很早明白，一个人有没有本事固然重要，能不能守住操守，更决定他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他先后进入安徽陆军小学、北京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学习。军事教育使他具备了系统的专业知识，贫困经历则让他更能体察普通人的艰难。两种经历叠加在一起，形成了他后来少见的性格：办事严厉，待人厚道；临事果断，平时却不摆架子。
黄埔军校成立后，严重考入第一期，担任学生总队长和训练部长。训练场上的他要求极严，动作不合格要重来，纪律松懈要纠正。可离开操场，他又会记得学员的伤病、伙食和思想变化，还经常找人谈话。
有学员觉得训练太苦，曾向他抱怨。严重没有长篇训话，只说：“军人先管住自己，才谈得上带队伍。”话不多，却让人难以反驳。久而久之，学员们发现，他的严格并非为了显示权威，而是希望大家真正具备承担责任的能力。
这种威望，也被他带到了战场。北伐期间，严重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师长。他治军有一个极朴素的标准：不贪。军饷、物资和地方供给，都要按规矩办理；部队经过乡镇，不得骚扰百姓。有人请托，他当面拒绝；有人试图用财物打通关节，他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
在当时军队成分复杂、纪律参差不齐的情况下，第二十一师逐渐以作风严整著称。白崇禧曾称其为北伐军中的模范部队。这样的评价，并非来自纸面上的名次，而是士兵和百姓在实际接触中形成的印象。
有意思的是，严重的声望越高，越容易引起权力中心的疑忌。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大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遭到追捕。南昌起义爆发后，严重奉命面对这支起义队伍，却没有积极执行围攻命令。
这件事直接影响了他的仕途。他被解除兵权，转任缺乏实权的职务。好友邓演达因反对蒋介石而遇害后，严重又冒险为其收殓遗体。随后，他离开权力场，隐居乡间，以务农为生。
这不是一时冲动。此后蒋介石曾两次请他出山，都被拒绝。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民族危机压过个人恩怨，严重才重新任职。他没有得到统兵机会，主要负责地方政务和战时建设，但依旧坚持按规矩办事。
有人借关系敲诈商户，他依法查办；地方机构缺少物资，他设法筹措；宜昌失守后，他创办垦殖机构支援前线，还为学校义务授课。职务有大小，做事的尺度却没有变化。
1944年，严重因积劳成疾去世，终年五十二岁。清点遗物时，人们几乎没有发现像样的积蓄，安葬费用还是军民自发筹集。董必武为他撰写挽联，称其“语重心长”，字里行间尽是惋惜。
黄埔军校中，受人敬仰的不只是一位能打仗的将领，也可以是一位不肯同流合污、愿意替别人承担风险的人。陈赓称严重为“大哥”，看重的正是这份清醒、硬气和始终如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