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安徽合肥，曾志接到通知，要为病重的陶铸收拾行装。她知道，丈夫的胰腺癌已经扩散，这次离开北京，很可能就是诀别。可在当时的处境下，她没有太多选择，只能强忍悲痛，把衣物、药品一样样整理好。
临行前，两人没有过多言语，只是握了握手。这个动作看似平常，背后却压着共同走过的三十多年岁月。11月30日，陶铸在合肥病逝，曾志没能见到丈夫最后一面，也未能亲自料理后事。
多年以后，女儿陶斯亮曾不止一次问她：“爸爸死得那么惨，你怨不怨毛主席？”
曾志的回答很短：“不怨，主席晚年是个老人，是个病人嘛。”
这句话不能孤立来看。它既包含母亲失去丈夫后的克制，也牵连着曾志与毛泽东之间数十年的复杂经历。对曾志而言，毛泽东不是一个抽象符号，而是曾在关键关头审阅过她的材料、替她说过话的人。
1920年代末，曾志活跃在闽西革命根据地。她性格直率，办事果断，长期在艰苦环境中工作。陶铸当时已在福建革命斗争中崭露头角，曾参与组织厦门劫狱等行动，年轻却十分强硬。
两人初次见面时，彼此的印象并不算好。陶铸原以为这位闽西女干部会粗犷强悍，见面后却发现她外表清秀，做事利落。曾志则觉得陶铸谈工作时心不在焉，还当面顶撞年长的领导，颇为反感。
真正改变曾志看法的，是陶铸照料患病同志时表现出的耐心。他不太会说漂亮话，却愿意承担最麻烦、最辛苦的事情。革命年代的感情，往往没有仪式，也没有充裕时间培养，更多是在共同担当中逐渐形成。
婚后不久，陶铸奉调上海。1934年春，他因被捕入狱，曾给曾志写信说明自己已经判刑，并托付她照料母亲。那时的曾志同样身处艰难之中，仍设法凑出二十元寄去。陶铸后来回忆，这笔钱曾帮助他购买鱼肝油和书籍。
值得一提的是，曾志本人也曾经历长期审查。1942年，她在党校学习期间被隔离审查一年零四个月。由于长期在白区工作，又曾一度与组织失去联系，她承受了不少怀疑。她给毛泽东写过一封长信，虽然没有立即得到回信，但相关材料经过甄别后，她仍被补选为党的七大候补代表。
这件事对曾志影响很深。她并不认为自己从未受过委屈，却相信组织最终会根据事实作出判断。后来，陶铸准备前往湘粤桂敌后地区开展工作，按照当时的规定，敌后行动通常不安排女同志参加，也不带家属。曾志坚持要求同行，认为自己能够承担前线工作，毛泽东对此表示理解和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曾志长期在广东工作。她曾被推荐为人大代表，但在名单调整时，名字一度被删去。毛泽东审阅名单时注意到这一情况，认为曾志工作能力较强，便将她的名字补了上去。此事后来成为夫妻之间一个难以明说的插曲，曾志知道内情，却没有向陶铸挑明。
1966年6月，陶铸调往北京，曾志因患甲状腺功能亢进，向广东方面请假养病，也随之来到北京。到了1967年初，陶铸受到冲击，曾志给毛泽东写信，说明自己是来治病的，不知该如何安置。批示的核心意思，是让她留在北京照料陶铸，并处理组织关系。
这份关照没有改变陶铸后来遭受的处境。1969年，他的病情不断恶化，曾出现头晕、呕吐和腹痛等症状，起初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确诊时已经难以挽回。周恩来得知后曾作出治疗安排，但医疗之外的看管并未因此完全解除。
陶铸被送往合肥时，曾志已经明白丈夫所剩时间不多。她没有大哭大闹，只是在仓促中替他准备行李。对一个经历过长期战争、审查和政治风波的老革命来说，这种沉默并不是没有怨恨，而是把个人悲痛压在了更深处。
1976年以后，随着局势变化，陶铸的历史问题得到重新审查。曾志也逐步恢复工作。女儿后来追问母亲是否怨恨毛泽东，曾志没有把所有责任简单归结于一个人，只留下那句带着复杂分寸的话：“主席晚年是个老人，是个病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