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深秋，中南海菊香书屋。一份拟授大将军衔的名单摊在桌上，李先念的名字赫然在列。
后来毛主席把李先念单独叫来询问，凭你的资历和军功，大将里面有你的位置。李先念站起来了，郑重其事的表态：
“我什么衔都不要。在您领导下，当一名上士班长，有工作干就行了。”
图|李先念
一个当过红四方面军军政委、新四军第五师师长、中原军区司令员的人，把自己摁到了一个班长的位置上。
毛主席后来又问李先念，四方面军谁合适授大将军衔，李先念极力推荐老战友王树声，这种高风亮节的精神，让人不禁动容。
从木匠到将军，战场是唯一的课堂
王树声是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是仅次于徐向前的，于情于理，他都能代表红四方面军被授予大将。
不过，从王树声的履历不难看出，他在抗战乃至后来解放战争时期沉寂了不少，远不如他在红军时期显赫，这主要是因为他后来很少在前线带兵，多数时候都是在主持后方根据地建设。这些工作不像指挥大兵团作战那样容易留下耀眼战功。
李先念起步其实和王树声差不多，但唯一区别在于1929年底李先念曾转入地方工作，一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才调回部队，出任红四军第十一师第33团政委，当时任红十一师副师长兼33团团长的就是王树声。
一回部队就担任团职干部，李先念很明显的不适应，课子山一战失利，促使李先念下定决心学习军事。
徐向前主持编印的《与川军作战要点》《追击要点》等教材，李先念反复研读，不明白的地方当面请教。这使得李先念后来掌握了游击战的精髓。
1933年，二十四岁的李先念升任红三十军政委，方面军总部常和三十军一起行动，他得以近距离观摩徐向前对重大战役的部署，从游击战法到大兵团调度，一点点装进自己的脑子里。
后来李先念在红四方面军一路升迁师政委、军政委，近期热播的《伟大的长征》中，也有李先念的身影，是他指挥红三十军一部攻占了懋功，为和中央红军会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春天，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剩下的人分散突围。李先念率左支队翻越祁连山分水岭，在冰峰雪岭中走了二十多天，没有粮食就杀战马，没有药品就用雪水洗伤口。
走出祁连山，面前是荒无人烟的戈壁滩，靠指北针和太阳辨方向，又走了几十天，到4月底抵达甘肃与新疆交界的星星峡。
陈云和滕代远在那里接应时，看到的人衣服烂成布条，脸上全是冻疮，但枪还在手里，建制没有散。毛主席后来给李先念五个字的评价：
“不下马的将军”。
同年12月，李先念率部返回陕北，被安排进入抗大学习，因为受张国焘的影响，不少红四方面军的将领都受到了影响。
李先念从抗大毕业后，被安排到八路军当营长，从军政委连降六级，他却毫无怨言，一声不吭就要上任，后来还是毛主席得知此事后，才重新安排他到了新四军第四支队任参谋长。
1938年11月，根据中央以及中原局指示，李先念南下奔赴中原，在抵达河南确山后，被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拦下，刘少奇认为和河南省委认为豫鄂边区急需一位能征善战的军事领导人来开辟敌后战场。经中央同意，李先念的职务调整为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军事部部长。
不久之后，李先念率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南下豫鄂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在中原打下了一大片根据地，豫鄂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全盛时期控制着14个县份、500万人口，游击队的规模也扩大到了上万人。
皖南事变以后，转战于武汉外围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
至抗战结束，李先念所部已经控制掌握了鄂豫皖湘赣边广大地区。
1946年6月，国民党三十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李先念是中原军区司令员，亲自率北路主力转战千里，在战略转移中开辟了豫鄂陕根据地。
几经波折，李先念率部突围至晋冀鲁豫根据地，后来毛主席对对这场突围的战略意义评价很高，后来刘邓挺进大别山，李先念以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的身份率领十二纵南下接应，十二纵就是当年中原突围出来的队伍组建的。
将军下马管钱
按说凭借战功，李先念也足以被授予大将军衔，但那时他已经转到了地方工作，任财政部部长。
李先念任财政部部长，是陈云推荐的。
当年李先念率领西路军一路突破重重险阻，感到星星峡的时候，迎面走过来的就是陈云率领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后来两人结为莫逆之交。
1949年上海解放后，陈云被派往上海主持经济工作，稳定了上海的经济形势，有趣的是李先念那时在中南，和陈云打了一场几乎一模一样的经济战。
唯一不同的是，李先念当时是湖北省委书记，主政中南地区大小事务，他比陈云还多干了两件事，一件是土改，另外一件事是剿匪。
陈云在上海听说了李先念的事后，也吃了一惊，后来他在回北京途中，特意在南京做了短暂停留，了解了一下李先念的做法，两个老友相互鼓励，共同学习。
李先念在陈云走后，主抓了中南的经济工作，使得中南地区成为建国初年我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
1954年，中央决定从地方抽调一批得力干将到北京充任部以上领导干部，以便于将来培养成为党政军领导人，最初在遴选财政部部长期间，中央一度感到为难，后来还是陈云想到李先念，把他给推荐上去。
李先念最初对于出任财政部部长很是由于，他对陈云坦承自己“之前经常打仗，文化程度也不是太高，还没有学过经济”，请中央另找人选。
后来陈云和邓小平先后谈话，没有说服他。最后毛主席亲自出面，说了一句重话：
“你干不了，不想干。那只好把国民党的孔祥熙、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们干好啦！”
李先念马上回答：
“那不行，蒋介石的人还不如我，还是我来干好了！”
图|图|毛主席同李富春、李先念、乌兰夫等人亲切交谈
上任之后，李先念的办法还是那个字：学。陈云是党内的经济专家，李先念就经常去汇报、请示、长谈，三年困难时期两人几乎每周都要谈几次，商谈粮食调运、物价抑制、财政赤字怎么压下来。他也向司长、处长、业务干部学，把姚依林、牛佩琮、段云调到财政部，不懂就问，问明白为止。
薄一波晚年回忆说，自己起初真替李先念担心，后来看他“领导得挺好”，成了党和国家重要的经济领导人，“而且成为一个专家”。
1955年授衔时，李先念的身份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不再担任任何军职。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都不评军衔为好”的原则，他本来就不在授衔范围之内。
不过，在总干部部拟授大将的人选，一开始还是有李先念的名字，这无疑是对他战功方面的认可。
财政战线上继续奋斗
辞衔之后，李先念在财政战线上继续“学”。
后来在五十年代后期反冒进中，李先念和陈云站在了一起，为此还曾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但他们两人始终坚持真理不动摇。
到了1960年，李先念的报告终于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后来毛主席特意把李先念请来，询问全国粮食生产情况，他疑惑的问：
“你是怎么搞的，报纸上讲形势一片大好，你们老是泼冷水，讲什么都不好，你是怎么想的？你可不要学杞国人，杞人忧天。”
李先念见毛主席没有丝毫批评的意思，直率的表示：
“我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担心全国几亿人吃不上饭呀!主席你不担心吗?你不要听报纸上吹的那一套，形势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点也不好，老百姓在挨饿，已经饿死了不少人。有些省一方面说粮食大丰收，另一方面向我写报告要救济粮。我昨天晚上没睡觉，和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等同志商量，调粮搞救火，原来一列车粮食准备调山东，结果山西来电报说他们饿死的人多，又把这一列车粮食运到了山西。当前老百姓没粮食吃，只好挖野菜、捋树叶度日。”
听了李先念的回报，毛主席终于意识到了全国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他对李先念提出的应对措施，表达了支持。
1960年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说：
“我们的李先念同志就把中国的人民币和其他各种钱财管理得非常好！”
后来还把他和李富春、薄一波、谭震林并称为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
1962年3月，中央决定恢复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陈云，李先念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
在那个特殊年代，李先念协助周恩来苦撑经济局面，周恩来病重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李先念副总理举行欢迎宴会”的新闻频繁出现在报端，外交场合的迎来送往、谈判斡旋，成了他新的“课堂”。
1983年，李先念当选国家主席后，主持中央外事小组的工作，先后访问二十多个国家。1987年接见日中友好代表团时他说过一句话：
“如果要用经济来要挟，提出附带条件的经济援助，即使是白送，我们也不要。”
宾主听了都很佩服。
从木匠到将军，从将军到“管账先生”，从管钱到站到外交前台，李先念自己总结得很朴素：
“我是一穷二白，一无所有，什么工作方法，指挥水平，领导艺术，一切都是学来的。”